我站在岔路口，犹豫不定，不知该往哪条路上走。选了一条，就会错过另一条。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告诉我这两条路的尽头是什么，沿途的风景又是什么。

快到期末了，我即将修完全部课程。下一个难关是论文开题答辩。通过后才能开始写论文。校方规定毕业论文须由三篇独立论文组成，三篇的主题可以有关联，也可以无关。根据同学们传授的经验，我琢磨着在答辩时着重讲一篇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文献、数据、模型、分析和结论，然后讲第二篇论文的框架和模型，最后粗略地说说第三篇论文的基本思路。这些都不难。我拿不定主意的是到底该请谁做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几个月来，我在乔治和袁方两个人中间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应该选这个，一会儿又觉得应该选那个。二选一，我总担心选错了人。

这一年多我与袁方的合作基本顺利。尽管做的是个小课题，模型也简单，但取得的实证分析结果非常漂亮。他曾两次暗示过我，希望做我的导师。每次我都笑笑，不置可否。我还在犹豫，因为我心里更倾向于选乔治。

与乔治合作的课题进展得并不顺利。合作之初，我按着他的想法搜集整理文献，之后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揣摩模型，最后他觉得我们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决定放弃那个课题，另辟新路。我把新课题的文献整理清晰后，我们讨论多次，迄今仍然在修改模型。尽管还没有成品，但在曲折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但明白了该如何做整套的基础工作，更重要的是该如何思考，如何把想法变成模型，如何在每个阶段做出取舍。

我感觉从乔治那儿学到的东西更多，但涉及到导师的选择，我不得不考虑几个现实问题。首先，与袁方合作的东西已经成型，写成论文指日可待，甚至有可能在我毕业前发表在专业期刊上，这对我找工作非常有利。第二，早在合作开始后不久，袁方就是一副导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尽管他没有挑明，但我明白他的期待。如果我不选他，怎么跟他解释又不伤交情呢？又该如何把现在这篇论文做完呢？以后见面会不会感觉尴尬？第三，也是我最担心的是，乔治阴晴难测，尽管我们每次闹了别扭后都会冰释前嫌，但与他相处，总难免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谁知道他哪天真的把我给吃了？

我出国前常常怀疑自己个性古怪。到了B大，尤其是认识了乔治后，我心里踏实多了。比起他，我哪里算怪呀？即便算怪，也是小怪。

乔治年近五十，高高瘦瘦，脸上皱纹密布，看得出是常年户外运动留下的印记。略微卷曲的浅褐色头发总是修剪得利落整齐。他不苟言笑、举止文雅，是系里唯一穿西服上班的教授。远看他是一副绅士派头，浑身上下散发着忧郁深沉的蓝色光芒。但近距离的他会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他跟你讲话时会向前探着头直勾勾地盯住你的眼睛，仿佛要把你脑子里愿意说和不愿意说的想法统统都勾出来，搞得你头皮发麻、浑身不自在。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反应快，想得深。据他说，他高中毕业时决心与高知家庭决裂，不肯读大学，而是跑到南美洲当了五年的建筑工人。回到美国后他不再逆反，进了大学，八年后成了B大教授。看着他那高雅、严肃而忧郁的神情，我时常忍不住想，他当建筑工人时能跟工友相处得来吗？

他在学术圈里有很高的知名度，是他那个专业领域的权威。他自创了一套研究方法，深奥复杂，被大量引用。不过，他对自己的认知与他在外界的声望有相当大的偏差。有一次我们讨论问题时他突然打断我的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这个世界上没几个人读我的论文。”我目瞪口呆，你的论文没人读，那我们写的不更是垃圾吗？

上课讲到机会成本时他举自家的事儿做例子。他离婚前曾不厌其烦地跟前妻讲机会成本的理论和应用：从优化资源分配的角度看，家务分工应该是角点解；也就是说，由于她做家务的机会成本远远低于他的，所以家务应该由她全包，可惜她就是听不懂这个道理。说到这里时，他认真严肃的脸上显出秀才遇到兵的无奈。他这样子实在让人想笑，我用余光扫扫同学，没人笑，他们个个绷着脸，面无表情。那个周五傍晚，系里同学去酒吧聚会，克莱格把乔治的机会成本绘声绘色地学了一遍，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随后高年级同学七嘴八舌地讲起他过去二十年来闹过的各种笑话，这些代代相传的笑话给系里枯燥的生活增添了多少乐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