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茨坐上莫尔等人备好的马车，向洛杉矶出发。

除了蒙大拿州的城市外，凯茨还未去过其他城市。他印象中的城市比起镇子繁华太多，但工业化的痕迹也弥漫在城中。

空中总是弥漫着浓郁黑烟，似乎在是大自然在宣告这就是人类进步的代价。

一路上莫尔等人没有与凯茨交流，他们只需要把凯茨送到洛杉矶，要和凯茨谈的人是罗伯托·福尔曼。

马车是很难在西部见到的上等马车，凯茨坐在车厢内，用枪油擦拭着自己的兰卡斯特。

桌上的红酒与雪茄显然是为他准备的，不过凯茨无心使用陌生人的物品。

凯茨仍在思索，罗伯托·福尔曼亲自从东部来到西部找他，所为何事。

他知道罗伯托势力滔天，想查清他的底细并不难。毕竟他虽然性格低调，但做赏金猎人这10年所作的事也在西部闹出了不小动静。

但罗伯托不是警察，也不代表政府，相反，他是这个国家最为虚伪、邪恶的一批人之一。

作为一个企业家，罗伯托的手上不可能是干净的。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与他利益冲突的人，无论对方是恶人或善人。

而凯茨作为一个赏金猎人，10年来未曾违法杀人，也不曾接过私人杀手的委托。

既然罗伯托特意来找凯茨，说明他对凯茨已经大致调查过，这些他理应是知道的。

而且莫尔再三保证罗伯托并非雇佣凯茨做杀手，那他还能有何目的？

请凯茨做他的私人保镖？还是递给他一张悬赏令，以“赏金猎人合法杀人”为理由请凯茨杀一个和他敌对的罪犯？

凯茨想不出来。他没有与罗伯托这种资本家打过交道，对于这种人的想法毫无了解。

多半是自己会毫不犹豫拒绝的事。凯茨想。他索性放弃思考，反正到了洛杉矶就能知道答案。

到达洛杉矶时，映入凯茨眼帘的情景与他想象中大体相同。

高于镇子房屋的建筑，漫天弥漫的黑烟，若不是沉醉在城市的纸醉金迷中的居民，外人只会感到压抑。

莫尔等人将凯茨送到洛杉矶最高档的酒店门口，与凯茨一同进门。

罗伯托的房间在酒店最高层。他住在酒店最高档的套房，房间门口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人。

两个保镖身上的武器已经比西部部分有名气的赏金猎人高级，饶是见过世面的凯茨也不禁感叹东部与西部发展差异之大。

凯茨跟在莫尔之后，走到罗伯托的房间前时，两个保镖恭敬的地向他点头：

“赖斯先生。”

“下午好。”莫尔回应。一个保镖伸手敲敲门，随后房门打开，一个保镖从门口探出头来。

莫尔对保镖点点头，对方关上门，似乎对房间里的人说了些什么。

片刻后，房门再次打开，这一次是完全敞开，凯茨已经能看到阔大的豪华房间里四处站着的保镖，以及坐在高档的木桌后的中年男人。

男人身着高档蓝色西装，品质是在镇子里见不到的。

他有些秃顶，身材瘦削。双眼有神，脸上的皱纹是他已经不再年轻的标识。

凯茨跟在莫尔身后走进房间。除了在他身前的莫尔，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凯茨身上，似乎他们眼中装着磁铁，被凯茨身上的磁铁吸住。

“福尔曼先生。”莫尔恭敬地鞠躬，“这位就是塞尔吉奥·凯茨先生。”

“很好，莫尔。”中年男人开口，他嗓音有着与年龄符合的沉重。

“去休息一下吧。有事的话我会让人去叫你。”

莫尔说了声感谢，便走出房间。

凯茨默默看着男人，想必这位就是名声浩荡的罗伯托·福尔曼。

“我的私人保镖。”罗伯托看着莫尔的背影，对凯茨说。

“我知道你可能不太喜欢他，毕竟他不擅长和别人谈判。所以我们就先让他出去吧。”

罗伯托耸耸肩，摆出一副温和的笑容。若不是知道他的身份，凯茨可能会以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人。

罗伯托缓缓走上前，神色郑重地伸出右手：

“幸会，凯茨先生。久闻您的大名，今日终于得见。”

凯茨握上罗伯托的手。尽管他目前对罗伯托没有任何好感，但他知道没必要现在就闹僵。

“您这样的大人物就无需在我面前谦虚了，福尔曼先生。”凯茨回答。

“您不远万里，特意离开舒适的东部来到这种不太符合您生活习惯的地方找我，想必是有要事所说？”

罗伯托闻言，放声大笑。

他有些夸张地弯腰拍拍自己的双腿，看向房间内的保镖们。

“这真是个幽默的好家伙，先生们。”罗伯托一手搭上凯茨肩膀，将他引向木桌前的皮质座椅。

“我知道您不喜欢啰嗦浪费时间，凯茨先生，那我也就直接说了。”

说着，罗伯托拍拍凯茨的肩膀示意他坐下，拿起桌上的红酒瓶，为凯茨倒一杯酒。

周围的保镖们纷纷傻眼，难以掩饰地震惊之意从眼中溢出。

他们都是常年跟在罗伯托身边的保镖，在罗伯托手下几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罗伯托亲自为他人倒酒。

即使是罗伯托在商谈时的潜在合作对象，他也只会让莫尔倒酒。

在场的大部分保镖都听过凯茨的大名。他们知道，身在东部，能听到一个西部的赏金猎人的大名传过来，已经可以说明他的本事。

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凯茨是何许人物。他是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让罗伯托亲自倒酒的人。

“从老家带来的酒，请不要嫌弃。”罗伯托微笑地看了看凯茨，坐到凯茨对面。

“那么，凯茨先生，我们就开门见山吧。”罗伯托收起笑容，取而代之的是正色的严肃模样。

凯茨不语，默默等待下文。

罗伯托也不拖沓，喝下一口红酒，开始阐述。

“1829年，我出生在纽约市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小企业家，做着前景很好的生意。”

“49年的时候，我29岁，开始在父亲手下工作。我们家的家境一直在纽约算是优越，但我觉得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