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乔不群。

不知爸妈怎么想的，居然给他们唯一的儿子取了如此糟糕的名字。

乔木，秀于灌林，注定不合群？

从小学开始，我就开始思考那个年龄阶段不该思考的烧脑问题。

大学毕业那个夏天，我独自坐在溽热难耐的蓉城街头，噙着一根老冰棍，拿目光如机关枪般扫射周围白花花的大长腿，被那些长得祸国殃民的俊秀靓女狠狠瞪眼之后，在无情无尽的自卑与沮丧中，再次想起自己的名字，脑中如放电影般回放二十多年历程，终于笃定了答案。

我那毕业于老家县城中等师范学校、后转行官场的七零后老爸，自诩胸有几许文墨，只顾期望儿子鹤立鸡群，却忽略这名儿冥冥之中注定孤独的意味，实属他当老子的臭摆，大有用力过猛之嫌。

事实亦如此。

在每个学龄阶段，我在学校结识的死党就没超过四个。

现在模糊记得，幼儿园有个羊角辫子丫头，常常跟在我屁股后头，非要追着一起玩耍，我独自玩得忘乎所以，根本不爱搭理她，如今连那个爱哭鼻子的丫头长啥样儿都不记得了。

读小学时，我这个门门考满分的优等生，却只和那个全级倒数第一名名叫崔锋的家伙形影不离，上树掏鸟窝、拉扯前排女生头发、给老师茶杯放蔗糖等造孽事儿没少干过。

初中同学中，谁也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谁，稀里糊涂过了三年，只记得长相甜美性格温柔的外语老师常常叫我去她办公室，偶尔得到一个又红又甜的苹果，被班上同学羡慕惨了。

高中期间，我在游戏厅认识了隔壁班的两个富家子弟，一个叫夏熙阳，一个叫罗光凌，迅速成为狼狈为奸的同伙，“三贱客”荣誉称号名冠襄城中学。后来，夏熙阳赴海南读大学，罗光凌考上北京某着名学院。我们天各一方，偶尔在《英雄联盟》中聚首。

我老家位于中原一个名叫襄城的地方，父亲是某镇头儿，混得风生水起，母亲则是县财政局普通干部，上班朝九晚五，日子过得平淡且自在。

四年前，他们毫不掩饰脸上赤裸裸的失望，将儿子送上前往蓉城的高铁，连句叮嘱话语也懒得说，手挽手转身离去，就像朝天上放飞一只纸鸢，就此撒手，再也不管了。

我坐在车厢靠窗位置，单手托腮，静静望着小得不能再小的襄城车站，无悲亦无恋。

我前去蓉城就读的大学不是985、211，虽是二本院校，但还是有些名气，并不似睡在上铺的胡东胡说八道那样，“他娘的，就一野鸡大学而已”。

其实，不是我读书中用，而是在高考前一周，我莫名其妙恶心呕吐不止，任由老爸动用个人资源找到襄城最好医生，也没能让我精神振作，依然一摸书就恶心，成天昏沉打瞌睡。

说来也奇怪，高考结束那天下午，我走出考场，虽然完全不记得在考卷上写了些啥，但是怪病自然痊愈，看见人群中穿着短裙子的姑娘们，又觉得自己生龙活虎了。

查分那晚，我坐在游戏室，正和夏熙阳、罗光凌如痴如迷地玩着《魔兽世界》，就连老妈打来电话也是心不在焉的，自然对她欣喜报出的“521”的分数毫不在意，“嗯嗯”两声挂了电话，继续就着耳机话筒将猪队友骂得狗血淋头。

爸妈密谋好多天，最后越俎代庖替我选择了蓉城这所大学。

我完全理解他俩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毕竟按照高三几次摸底考试成绩来看，不说清华北大，考上河南一本院校应该不成问题，可他们儿子就是这么不争气，仅勉强考取一所二本院校，而且还是外省的。

那个暑假，我几乎没怎么落屋，将老爸辛苦藏掖了十几年的私房钱挥霍一空，天天泡在游戏室，除了喝酒抽烟，还学会了打麻将。

听说四川麻将算得上国粹，今后去四川生活，怎能不入乡随俗呢？

在那个小天地拥有绝对权威的老爸气得七窍生烟，好像又没啥办法可行，只是抬头看了看比他高过半头的儿子，一脸肉疼地摇摇头，将藏钱的鞋盒丢在茶几上，倒背双手出门去。

老妈倒是个乐天派，“噗嗤”一声，笑了。

我来到蓉城，一晃就是四年。

同寝室四个家伙中，我最矮，刚好一米七，有些丢中原男人的脸。

睡在上铺的家伙叫胡东，贵州人，高我三厘米，说话腔调与四川人差不多，操着一口我们听不大懂的方言。

来自内蒙古的张水像根竹竿，又细又长，差不多一米九高，不爱笑，成天板着脸，好像谁借了他的米却还了糠。

赵孟雷是个大胖子，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也不服输，常常保持在一百八十斤的水准上，像尊弥勒佛，见谁都笑眯眯的，脾气极好，当然，我们调戏他女友时除外。

四个家伙并排而立，就像wifi信号。

大一寒假，我回过一次老家襄城，其他假期，要么留在学校寝室玩网络游戏，要么伙同三位死党到处游走。

除了九寨沟，我们几乎踏遍了四川21个市州所有好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