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烈把要办的事项转告给老人。老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办，去哪里办，还请你们多帮忙。罗烈说，好吧我带您去医院办理。我在屋外等您，您准备一下，千万记得带上您女儿的身份证、病历，以及您的身份证。

罗烈说完走出门外等候。约五分钟，罗烈和老人下楼。

门厅外的走道边停着一辆两轮电力巡逻车，是罗烈吩咐董满山找来的。罗烈骑上巡逻车，搭着老人离开小区，向七公里外成阳路的三立医院驶去。

巡逻车穿行在灯火璀璨、车流如潮的道路上，罗烈不敢开得太快，他不时回头提醒老人扶好坐好，生怕她有什么闪失。

从704室的房门打开的那一瞬到现在，罗烈觉得背后的老人看起来并不像沉浸在悲伤的河流中。觉得她应该为女儿的死付出应有的几滴碱泪——不奢求呼天抢地、痛哭流涕、暴风骤雨的模样。最起码有一点失态或者悲伤的神情，唯有如此才符合自然反应和人之常情，但这些并没有在老人身上有所体现，她显得太过于冷漠和平静了。

为什么呢？他们是母女关系吗？她为何这样？没道理，讲不通呀！然而又想，怀疑是不道德的，尤其在别人刚刚失去亲人，最无助的节骨眼上。

可能悲伤埋藏在她的心底，不想让人瞧见和分担；或者她早已被困窘、麻木和无奈的生活所代替，沉默是她最好的装饰，泪水也许早已枯竭，谁也不知道她和她的女儿过去都经历了什么。

罗烈的思绪跟十字路口的车流一样拥挤。不时偏离正在无限展开的夜路——喧闹而纷乱——为老人感到难过——一种本能的难过——跟深沉还有一段距离的难过；同时也为女人深感惋惜，她看上去还年轻，不会超过四十岁。

他试图回忆起刚死去的女人的容貌，出于一种莫名的难于形容的感伤。但记忆的储存器完全失灵了，再也还原不出一张完整清晰的脸庞。

他再也想不起她的脸型、她的眼睛、她的眉毛、她的鼻子是怎样的形状？它们早已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删除，或者被呼啸在耳畔的凉风掳去——脑海似乎只剩下模糊闪现的——涂了三个紫色指甲油的一只左手，以及可能是烟油熏染的永远沉默的一口黑牙。

二十分钟后，罗烈载着老人来到三立医院。

罗烈和老人在医院里寻找和等待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之前宣告女人不治的男医生，由他负责为死者出具死亡证明书。

会诊室里，消毒液刺鼻的味道在空中弥漫着，可以感觉到它们在疯狂地剿杀可能到处游荡的某种看不见的病毒或细菌。

罗烈从医生和老人的问答以及证明材料中得知：今天是女人三十八岁的生日，姓朱。她去年确诊了宫颈癌晚期，一个月后离婚。不久她来到千里之外的烟鼓市开了一间美容室，一边工作一边治病。她有个十一岁的儿子，跟他的父亲生活。

出于好奇，他想知道她的前夫和儿子在她死前是否来看过她？可惜医生没问，老人也没谈起。他很想问，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似乎有一个声音在抗议：够了，你的念头是一把扎在别人心口上的毒刀，而不是一颗良善之心……

医生写好证明，就差签字盖章了，他交给老人几张单据，叫她去收费处交费再来取证。

老人去了很久不见回来。

罗烈去收费处找人。看见老人坐在一张蓝色的胶椅上，正在点数和捋着从手提袋里翻出的一张张皱巴巴的小票和十几枚硬币。她那双枯瘦微颤的双手不什么听使唤。

罗烈走近老人，很多硬币突然从老人的手上滑落，哗啦叮当地撒在光滑的地板上。它们到处蹦跶：有五毛两毛的，有一毛一元的、有五分两分的，有金黄色的，也有银白色的……

收费室里的五六个人被钱币摔疼的叫声惊到了，纷纷向老人和钱币投去诧异的目光。

老人摇晃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撵其中的一枚奔跑的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