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天雪地里发现张右安的尸体时,我还在为能够和他见面而忐忑不安。
我和张右安是很好的朋友,不过我们大概有十三年没有见过面了。
在这十几年里,我收获过很多友谊,他们身上没有张右安的影子,完全是我因为喜欢他们,才终于和他们交朋友的,我也喜欢交朋友。
我几乎已经将张右安忘记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来信。
他在信上说:“我的那本书终于要写完了,你能把它带回去吗,我已经没钱了。”
说实话,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书了,也根本不记得这回事。当前台将信件交给我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相信这封信是从西伯利亚寄来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张右安的恶作剧,不然一个没有钱的人,怎么会寄跨国邮件给我呢?
我想不通,我甚至觉得寄件人根本不是张右安。
最主要的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断裂了十几年——我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彼此不再保持联系,哪怕超过半个月,这份友谊就已经可以算是结束的了。我无法凭借他的寥寥几笔,就将我们的感情拾回来。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自从我接到这封信之后,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过这句话。
可是“张右安”这个名字险些将我的梦给控制住,我没法不去想他,我没法不去想象在十几年前还在和我有说有笑,又突然消失的人会再次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可他到底是出现了。
于是好奇心几乎占据我的整个神经,我开始对他的经历感兴趣,也在好奇他提到的那本书。
“那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竟然要他耗费十三年的时间也必须将其完成?”
我开始不断回忆我和他共同拥有过的点滴,是的,必须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不然我实在无法找到关于那本书的痕迹。我的朋友实在太多了,多到我走出公司的大门,一直走到我的住所,这一路上全是我的朋友。
可我就是想不起来那是什么书!
为此,我不得不跟公司请假。我准备北上西伯利亚,去到信的寄件处。
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个人竟然会因为一句荒唐话去到异国他乡,好像我本来就想去一样。
我为自己寻到无数的借口,然而都不成立,什么“人生的旷野”,“诗和远方”,“人生的意义”,太多太多这个时代的词汇在我的脑海里浮沉,但它们都不是我北上的理由。
我心里明白,我开始想念张右安了。
所以我才会在今年的十二月份,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乘坐航班抵达BJ,再转机搭乘西伯利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并最终抵达托尔马切夫机场。
根据来信知道,张右安在鄂木斯克。因而兜兜转转之下,我终于是在当地居民的带领下抵达了目的地。为此我还花费巨额存款雇了位翻译,不过很明显在张右安的住处,她的翻译水平完全不够用,或许是当地口音的问题。
然而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很惨烈的事实。
我本来是当天傍晚抵达的目的地,可是因为翻译员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先找到住所,将房间定好后再去找张右安。而且我必须承认,我完全同意翻译员的做法,因为我也会为没有准备好的事情感到恐慌!
我不得不依靠那位翻译员,即使她给我的感觉很不可靠,甚至到了最后她都没有介绍给我她的中文名字,而我也确实忘记问了。
她不建议我在夜间往张右安的住处进发,因为当地人说他的住处十分偏僻,曾经是流放场所,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里服役,因而不确定我们的行动是否会遇到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