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徐吹来热风的八月七号，我同家族里最年纪最小的叔叔坐上了前往黄岛的客车。

临行前，看着客车下堆的满满当当的行李箱，我从地上坐起，拍拍烫熟的屁股，小心翼翼地把我的黄白色行李箱摆放到一个看起来不会歪倒的地方，随后提上包坐上了客车。车内是配有空调的，然而我们的座位旁却放着一小桶饮用水，它的上面插着一根不细不粗的红色橡胶管，绕了一圈通向前面的驾驶座，运气不好，只能挤了又挤，两个人才堪堪坐下。途径小雪镇时，我看到曾经各式各样挂有的“牛肉汤”“板面”牌子的店铺都已关门了，唯有一家门面不小的连锁店门户大开着，我扭过头对叔说：“是不是以后街上都是连锁店了，我们只能给他们打工了。”叔扭头看了看街上，眼神闪过一丝不快，又把头扭回去，不说话。

没有期待的路途多是沉默的，疲倦的，不多时候，车上就已有鼾声响起，困意像是传染一般也蔓延到我身上，我不甘心的看着窗外，打开手机看了看地图，家乡早已在脑后了，当我还在家时，它是那么的立体，一草一木，一朝一夕，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而离远了，它却只是一块没有形状的形状，而我只是一个移动的点。空间狭隘，再加上时不时的颠簸以及不知何时就升到头顶的太阳，我的睡眠质量差的很，于是我睁开朦胧的眼睛，车已然到了一处高速口前，向外望去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向日葵，旁边似乎是一个小村庄，向日葵田旁有着一个孤独的小木屋，看上去它荒废已久，可能曾属于某个被村里人用来夜里吓唬小孩的老单身汉。我的后座是一个脸颊晒得黝黑的中年妇女，全程都在和身边的人叽叽喳喳地用方言不知聊着什么，她的声音只能用呕哑嘲哳来形容，腿也不老实，让我在大巴车上有了按摩椅的感觉，当这辆搭载着来自山东五湖四海的车停到中转站时，五湖四海的人们迎来了短暂的活动时间，他们“呼啦呼啦”般的鱼贯而出，而我只留在车上想享受片刻的安宁，这时司机开口对我说：“你们不下车？空调关了哈。”我摆摆手，看向叔，他也只是轻微摇头示意。这十五分钟比我想象中的难熬，空调一关，整个车内就开始像桑拿房一样开始升温，等到人回来时，豆大的汉滴已经开始从我额头缓缓流下。

客车到站时，正是最热的正午，我看了看时间，想来早上七八点出发，到这里还是中午，时间过得不快，可脚步却走的很远。拉起只带了些夏季衣服的行李箱，叔说带我先去吃点东西，我说好，默默跟在他的身后，找了附近一家“淮南牛肉汤”，淮南牛肉汤似乎在淮南以外的地方也开枝散叶，哪里都有。进店时，店里正在清洁地面，我只好把行李箱放到身旁的长椅上，虽要了两斤的面饼，我仍没什么食欲，看着想要收手的我，叔声音有些大：“你就吃这么点，以后怎么弄？”我赔个笑脸道：“害，以后再说以后，要是工作了肯定就吃的多了。”，他也不再说话，喊我从后门出去了。饭饱后，我们又朝着不知是哪个方向走了没多远，就遇到一公交站牌，叔似乎是早有打算，从兜里掏出几块钱，让我去买水，“你喝什么？”我问，“脉动。”他答。反方向走几步路确实有一家超市，我走进门，左边的吧台坐着的似乎是一家三口，没有人理我，我就自己打开冰柜翻找了两瓶水，拿到台上后，一个女人看起来是似乎是身旁女孩的母亲说：“一共六块。”话里话外竟掺杂着东北音，我挠挠头，付了钱就走出来，公交车还没来。

左等右等等来的是一班东10路公交车，我上次来黄岛时，它就已有我家乡没有的英文提示音，这是我对这里公交车的唯一印象。公交车上人也不少，这里人们也很忙碌，忙着等待，忙着赶路，在下车处的扶手旁，我对叔说：“那边的人听说话也是济宁人。”他像是很淡定的样子：“哪儿都有济宁人。”我又指了指一个看起来是外国人的西装革履肤色偏黑头上点着一颗红丹，手上带着腕表的人说：“那人好像是印度人。”叔说：“应该是非洲人。”关于这位外来客是哪里人我们并没有争论什么，在这里的过客很多，我们也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车也很快就到站了。头顶着炙热的太阳，单薄的白色T桖衣摆被微风吹拂，我和叔一左一右走在歌尔产业园旁边建的一条一条街那么长的绿化路上，他指着旁边的树说：“这儿好吧，你在家可没有这样的绿化。”我心想绿化有什么好稀罕的，哪里不都有绿化带吗，虽然我家附近的杨树一到春天就掉毛毛。口头应和着，眼神向左一瞟，我指了指灌木丛上被人丢弃的一根未开封的香蕉，惊呼：“这里还有香蕉呢。”这一举动把叔给逗乐了，他笑：“那是，那是人家扔的。”走了约有二十分钟，叔给我指了指海尔像细细的斜金字塔一样的标志，说：“记住那个，别迷路了啊。”这里一切都很陌生，我只好说：“没事，我有地图。”

叔住的地方是一个叫做牛王庙的村子，在村口的时候，他跟我说：“以后可要过苦日子了，你做好心理准备。”我撇撇嘴：“这不就和我姥姥家一样吗，挺好的。”他的语气突然变了：“嗯——这可不跟你姥姥家。”不管怎样，我都已经从家里出来了，我给自己又下了下决心。我观察着这个像姥姥家的地方，行李箱滚轮划着小石子发出“嚓嚓”的声音，路边的人男的大多裸露着上身，身体和脸一样是铜褐色的，沾着汉滴好像在发光一般，见有外人过来，他们也只是用正眼看一眼，便继续坐他们的事，村口的老太太依旧像往常一样家长里短，叽叽喳喳。我叔住的那栋平房没有空屋子了，只好去租隔壁小卖部的二楼，他们一个操着济宁话，一个说着青岛话，沟通却十分顺畅：“姐，你这还有空的屋吗？”“楼上行么，楼上有。”“多少钱一个月？”“二百。”只见叔从紧紧的牛仔裤前兜从掏吧掏吧拿出几张红钞，又抽出两百给了这位眼睛总是睁不开一样的老婆婆。她收了钱，又比了比手势：“押金还一百。”叔皱了皱眉说：“那，咱这（关系）还用押金？”老板娘忙摆摆手：“不得，不得，该收还得收。”叔转头看向我：“你有一百吗？”然后手从左往右快速一撇，意思是让我付给她。临走前，我爹数了数一沓钞票递给我，说：“这是一千，省着点花，不够再要。”我点点头，只说：“我把它存到银行去。”要花掉这一千的头一百了，钱总要花的，我打开微信扫了她家大大的付款码——上面写着成功支付给潘多拉100元。

我的二楼居所是一个小小单间，里面只有一个矮矮的小桌子和一张床，床上留有上个房客留下来的被子，我把它搬到另一边，开始铺自己的床，首先是薄薄的褥子，尺寸盖不住整个床垫，只能把它和床头对齐，然后再铺上床单盖住。收拾好床以后，我打开书包，把牙刷，梳子，笔记本和笔，还有王子橙临走时送我的泡泡玛特放在垫有报纸的桌子上。坐在陌生的床边，我回想起叔来时说的话：他和我经过村前的一片楼房时说“等你以后发了工资可以再租个好点的房子，像这样的”。其实住哪里都好，我并没有那么矫情，只是这里似乎有些过于简陋了，洗澡只有周末才能去洗浴处洗，而上厕所都是用钥匙打开上锁的旱厕。正当我思绪还在新环境中适应时，叔给我打来了视频通话，又喊我去吃饭，这次应该算晚饭。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小路，拐两个弯就是一个大下坡，顺着有小石子的大宽路一直走，迎面就是公交车站，同行的是一位我喊虎子叔的秃顶大肚腩大叔，他眼睛很大，手掌也很大，一对招风耳，给人一种可以去演沙僧的感觉。

坐东十路大概五六站，从牛王庙站坐到山东科技大学站，它对面的枣庄辣子鸡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一落座，叔很娴熟地喊人“妹妹”，点了几个家常菜。我一脸疑惑地望着他：“叔，你在哪都说济宁话吗？”他正色道：“该说普通话的时候，就会说普通话了。”随后又是什么“这里都没外人”之类的套话，听得多了耳朵都起茧子了。这家饭店的辣子鸡也没有多好吃，甚至不如我家那边的一家名为家和饭店的老字号做的鲜嫩入味，作为吃鸡专家，第一口就感觉鸡肉柴的不像样，不管是用所谓的“笨鸡”做的还是鸡肉本就不新鲜，从口感上就已经落了很多起步分，再吃只觉是靠辣味和味精来麻痹人的舌头，完全没有一道菜的感觉，用锅手炒出来的却是一道工业合成物，不禁令人嘘唏。虎子叔是不喝酒的，我和他一块喝山楂汁，喝到一半，我起身去拿了一瓶大窑，山楂汁居然也会有人喜爱，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它的口感不能说是喝了，简直快成吃，粘稠感像感冒时嗓子里的浓痰一样让人不适。总而言之，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又原路返回，由于我还是不太记路，虎子叔就打开地图给我好心指了指我们和住的地方在地图上的位置，我似懂非懂的挠挠头，回去就标记了自己的位置，以防万一。

夜晚的灯是橘黄色的，五十块钱买的风扇在小马扎上呼呼地吹着，头枕着这里最软的枕头，望着四周满满的报纸，一天，就到了那么远的地方。

“明天你自己去劳务找工作啊，这边的厂子都得十一月才收人。”好吧，我打开手机，让明天来的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