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赵秘书带着一名战士来到我舅父家了解情况，两人都是普通农民打扮。赵秘书年纪在二十八、九岁左右，中上等个子，鼓鼓的白净长褂脸，尖下颚，弯眉大眼，略高的鼻梁下配着一张厚唇的口，头上包着条白手巾，上身穿黑色对襟短褂，下身穿抿档深蓝色裤子，脚上是白大布袜子和方头黑色傻鞋。给人一种英俊、洒脱，精明强干的感觉。

他们刚谈完情况，有人来找舅舅说，县里和日本关东军下来两个大官，一个钟头以后准到，叫你先通知屯子里住户马上到朱学良家打谷场去等着开会。

“你赶快走！”舅舅对赵秘书说。

“不，我也去开会！”赵秘书想了会儿说:“以前的情况你谈了，他们这回来开会肯定是有新的东西，我必须亲自去听听！”

“那可不行！”舅舅着急的说:“你就是在这呆着都有危险，在去开会那不更‘玄’了吗？”

“没事！他们知道我是谁家的？你走你的，我你就别管了，赵秘书坚持的说。

“你可要注意呀，这可不是闹笑话的事。”舅舅见怎么说也不行，只好一再提醒的说。

“放心吧，我们俩先出去转转，随后就到。”赵秘书说完，领着小战士就出去了。

舅舅傻坐了片刻心里想:“我的天哪，他们俩要是真去开会，那可太危险啦。”转而又想:“说不定看看不行就不去了呢。”

朱学良住处在北山根紧靠国道，是本地的一个大户人家。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南面的大门两旁是仓房、马棚、禽舍形成四合院——朱家大院。院子南面二十米处，有个平坦的大打谷场，有时人多开会都在这里。

舅舅跟着县里的人来到打谷场，见已乱哄哄的聚集了五六十人，还有稀稀拉拉，三三两两的正往这里赶来。又过不大一会，见赵秘书也悠闲的样子来到会场钻进人群当中，但没见那个小战士。

三舅的心“咯噔”一下子紧张起来。

“现在咱们开会啦！”一个四十开外穿着半土半洋衣服的人喊道:“请驻县关东军大佐训话。”

接着一个大块头，头戴战斗帽，鸡蛋似的脸，络腮胡子，上身穿黄呢子军官服，左胸前别着红黄蓝花黑呼哨的小牌牌，马裤腿伸在脚上，一双黝黑锃亮的皮靴筒子里，靴后跟上镶着副“刺马针”的日本军官站出来，摘下左胯上挂着的长长大战刀驻在地上，两手按在刀柄上冲着人群“哇哩哇啦”的嚎叫起来，站在他右边的翻译官是40开外头戴灰色礼帽，身穿鸭蛋，青色西服的中国人；左边事前爪立，后爪弓，张着大口伸着长长舌头的大狼狗。日本军官嚎一阵，翻译官给翻一气话。讲的主要内容是:他们从日本来的，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国的，帮助满洲国中国人建设王道乐土的。日满要亲善，一德一心，跟中国人共存共荣，发现反满抗日的人要报告，多给赏金等等。

舅舅的心又加速的跳起来，眼睛不由自主的看了下人群中的赵秘书，他还是那么若无其事的样子。“日本鬼子这话是不是有来头啊？小赵你可要当心那，千万别出事。”舅舅心里嘀咕着警觉的看了眼站在鬼子军官后面的20多名日伪兵。见没啥反常的样子心里才又暂时松弛下来点。

接着伪县长也站出来讲话，他50多岁的年纪，中等个头，头上戴着顶黑色礼帽，金鱼似的眼睛上挂着副银边眼镜，油光的脸上长着个趴趴鼻子，下面是一张又肥又厚的大嘴，肥胖的身躯夹着个浑圆的大肚子，上身穿黑缎子团花马褂，内衬着深灰色长袍，脚上是双三结头的黑皮鞋。

“乡亲们！”县长扯着沙哑的喇叭嗓子喊:“日本大帝国皇军是来帮助咱们中国人复兴共荣的。现在有些人不理解，想要反满抗日，听说有些人上山当了土匪，搅得你们这一带也开始不安宁了。咱们都要向大佐长官要求的那样与皇军同心同德，发现坏人要报告，把胡匪通通剿干净，保我们这一方的安宁，都过上太太平平的好日子。以后县里还要搞一些办法，控制坏人的活动，家家户户都要规规矩矩的遵守。就这些事，散会吧。”

会就这样，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的散了。舅舅的心才逐渐平稳下来。

约半月后的一天上午又接到叫各家各户晌午都到朱家大院打谷场去开会的通知。爸爸、妈妈领着姐姐和我顺路到舅舅家问开什么会？正说着话赵秘书又突然只身来到舅舅家，浑身上下还是上次那套打扮，只不过腰里两边有点鼓鼓囔囔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