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籍在山东，何时创关东到这儿小屯不详。反正和纪姓候姓的几家是本村较富裕的大户人家，都二三十口人，有房产田地和车马。

成立屯子之初匪患猖獗，村里各大户人家院墙都一丈多高，四个院角筑有高出墙很多的护院炮台，备有长枪短炮，对付来抢劫财产的胡子。

那一年正月十二，小屯被两个土匪绺子包围了，在屯东南和西南距村子不到五百米的两座小山上，压上来黑乎乎的五六百胡子，并开始向屯后的小山包抄迂回，准备三面夹击发起进攻。

屯子里，在见过世面的曾祖父，还有智勇过人的大姥爷子吴龙两人的指挥下，几家大户都封死院子大门，集中全村仅有的十几条快枪和土炮，分头在各家的炮台上一齐开火阻击。妇女孩子怕流弹击伤，都躲藏到炕沿下趴在了地面上。

为防土匪登墙入院，把赤手空拳的强壮男人组织起来，操起大钐刀蹲在院墙根底下，准备胡子上墙时在里面砍其脑袋瓜子。没枪的男人们晚上点着柴火抛在院墙外，火光冲天，远近照得通明，使土匪们无法靠近偷袭。双方几经激烈的接火，对抗僵持了两天一夜，土匪没能靠近屯子半步，也没能占领小后山形成四面包围之势，最终于第二天傍晚抬着两具尸体撤走了。

这次战斗中，本村只有在北山后放牛的孙某村民孙万举之父，不知名从屯后棉花地里往回爬的途中，疑为土匪偷袭，被村里枪手打死，此外无一人伤亡。从此小屯英勇善战出了名，再没有土匪敢来侵扰。

最早能追溯到的家里老前辈就是曾祖父了，老太爷叫鲁永善，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头儿，仪表堂堂。他喜爱干净能说会道，算得上村里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前后屯大事小情都离不了他。老太爷膝下有三个儿子，都已结婚生子，全家近二十口人，儿孙满堂。我们鲁家讲究礼义孝道，老太爷在家里说一不二，很有派头，一日三餐要孙媳妇们轮流伺候着。早晚必得请安，不仅铺床叠被恭敬着，饭后还要给装烟倒水。

爷爷鲁勇是曾祖父的第二子，为人犟倔，不安心呆在家里务农，总惦记去外面闯一闯。在清末民国初期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动荡年代，爷爷不听父亲的百般劝阻，擅自离家入了土匪绺子，可还未等父亲出生就死于兵荒马乱之中，让家里连尸骨都没见到。

奶奶守寡终生未嫁，于土地改革时期的霍乱传染病中病故。爷奶总共三个儿子，大儿子何名字不详，在家族兄弟中排行老三，婚后三十多岁时病死，三伯母改嫁给家里的长工陈海，在我鲁家没留一儿半女。

爷爷的二儿子取名鲁振寰，兄弟排行老五，一九四八年入伍东北民主联军，更名鲁振山，在解放战争中身虽经百战出生入死，仍安然无恙，建国后从部队转业成为了国家干部。五伯母是河北邢台人，在北京的部队文工团工作，与伯父相识结婚。

父亲鲁振德是爷爷的老儿子，兄弟排行鲁老六，一九三二年农历正月十二生。父亲苦命，出生前几个月爷爷就已死在它乡，接着亲大哥因久病不愈去世，四八年唯一的哥哥又当兵了，十二岁时奶奶又病逝。这样父亲便成了孤儿，独身一人跟着本家老奶一起生活。

伪满时期，父亲上过几年伪满小学，街坊邻居常来找他读信写信。当时识字的人不好找，土改前八路军银岭县政府机关从屯里迁走时，县领导见父亲有文化，曾动员他参加革命工作跟着队伍走。父亲把老奶视为母亲，找她商量。老奶感觉这没爹妈的孩子挺可怜，兵荒马乱的走了不放心，就不同意父亲走。平时就听话的父亲本分恋家，听了老奶的话留了下来，失去了一生唯一的一次参加工作机会，结果在屯里干了一辈子农活儿。

转过年土改运动掀起，家乡斗地主分田地。有一天上午附近大君屯的斗争工作队开进了村里，因为出身富农，当时还是十几岁孩子的父亲吓坏了，他与几个同样身世的半大孩子一起逃离出去，躲到屯东离家二十里外荒无人烟的大草甸子上。初冬夜晚寒冷刺骨，几个孩子冻得浑身直打哆嗦。甸子上有柴草，也不能生火取暖，怕火光被扫荡队发现。渴了饿了也不敢回去，足足躲了一天一宿，扫荡队走了才回家。

那时村里的年轻人少，父亲有文化，喜欢参与屯里的文化生活。建国初在屯里的文艺演出活动中他与母亲同台排戏演戏，相互有好感后，经人介绍成就了婚姻。母亲吴桂花比父亲小两岁，生日九月二十八，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她上过两年学，识字不多，勤劳能干。

我出生那年，母亲找人算卦说我不好养，得过济个门槛，改口管父亲叫叔，把母亲叫婶。我和大妹妹二妹妹三人各相差一两岁，母亲生我时还和东院老奶家在一起伙儿过日子，我舍奶早，家又穷，小份子自己手头没钱买吃的。母亲就趁她饭班时拿出些土豆来，藏在自己炕上的被垛里，开饭后偷偷塞进灶堂的余火中烤熟，先放她嘴里嚼烂了，再嘴对嘴的喂给孩子，在困苦年代把我们兄妹几个养活。虽说后来家里一直很穷，孩子又多，我和弟弟妹妹们出去衣服都很齐整，冬天有棉的，夏天有单的，全村都夸母亲是过日子的好手。

家族早年的这些事儿，是长大以后从老一辈人口中知道的。当时只有四五岁的我刚记事，只是好奇自己为什么不象村里别的孩子一样都有爷爷奶奶陪伴着呢？父亲从不给我讲爷爷的事儿，可能觉得爷爷是当土匪被枪打死的，这在屯子里很不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