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是客厅。“亚里斯推开雕花的橡木门。

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顾教授的目光在房间里缓缓扫过，突然被墙上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住了。

照片已经泛黄，却依然清晰。西装革履的年轻西方人挺拔俊朗，身旁站着一位东方女子，齐耳短发，干净利落，身着工作服，背景是上海外滩。

“那是我，和丽丽。“亚里斯走到照片前，声音变得温柔，“1963年在上海照的。那会儿我还在雅典大学读研究生，陪我们史密斯教授赴中国上海进行学术交流。她是上海外事局指派给我们联络的实习翻译。“

顾教授注意到照片角落里压着一枝干枯的茉莉花，还有一张褪色的“雅典娜号”船票，船票已经泛黄变色，但上面印着的“雅典—上海“字样依然清晰。那时，我们从希腊到中国上海没有直飞的航班，还需要坐海轮。

“那时候的上海......“亚里斯的蓝眼睛里闪着回忆的光，“街上到处是自行车，人们都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丽丽那年她才二十二岁，是上海外国语系的学生......“

老人走到书柜前，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深蓝色相册。

“您看，“他翻开相册，指着第一张照片，“这是和平饭店的餐厅。那时专门接待外宾，饭店的陈设都是苏联式的。我们只能在指定的位置就餐......“

相册里的照片一张张展现着那个年代的上海：黄浦江畔，游人们摆着各种姿势在拍照；繁华的南京路，国营照相馆的橱窗里摆着各式相机；街道上，人力车夫们排着长队等候顾客。

“这是丽丽最喜欢的地方，“亚里斯指着一张照片，那是黄埔公园，“那时候门票才五分钱。她常说，要让我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

照片上的江丽丽穿着藏青色的连衣裙，手里握着一本《英语900句》。她侧着头，似乎在为亚里斯解释着什么。远处的游轮在江面上缓缓驶过，船上飘扬着五彩缤纷的各国国旗。

“那时的规矩很多，“亚里斯继续说，“外国人不能随便进普通百姓家，只能在指定的饭店用餐。但丽丽总能找到办法，带我看到不一样的上海。有时是金陵东路的早市，有时是新世界的百货商场......“

他从相册里小心地取出一张褪色的电影票：“这是当时的上海电影院，我们一起看了《柳堡的故事》。那会儿看电影前都要放新闻纪录片，丽丽总是贴心地给我翻译。“

顾教授注意到，书柜上还摆着一个粗瓷茶杯，杯身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

“这是她送的，“亚里斯拿起茶杯，“说是厂办工人食堂的标配。'要让您体会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她总是这么说。“

他的目光又回到墙上的照片：“那时候，她每天都带着工作证，骑车来我们宾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英语教材和翻译手册。有时下着小雨，她就穿上蓝布雨衣......“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波波在老人脚边蜷成一团。顾教授仿佛看到了那个画面：一个青春的上海姑娘，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穿过六十年代的城市晨曦，赴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

“这是她的工作证，“亚里斯从相册里取出一张泛黄的证件，上面贴着一寸黑白照片，盖着“SH市外事接待办公室“的公章，“那时候没有彩照，都是在南京路的照相馆拍的。“

工作证上，江丽丽梳着整齐的短发，白衬衫配蓝色领结，神情严肃，却掩不住眼中的青春气息。证件下方注明：实习翻译，1963年3月-12月。

“每次与我们见面，她都要把工作证挂在胸前。“亚里斯回忆道，“徽章、工作证、钢笔、笔记本，一切都要整整齐齐。她说这是'工人阶级的作风'。“

顾教授看见相册里还夹着一张泛黄的笔记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英语单词，是漂亮的钢笔字：“这是......“

“她的英语专业词汇笔记。“亚里斯小心地展开纸页，“那时候没有专业词典，她就一点点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