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下一页，几张文艺演出的票根引起了顾教授的注意。

“这是工人俱乐部的演出票，“亚里斯解释道，“有越剧，还有人民群众宣传队的表演。丽丽偷偷带我去看，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艺术'。当然，她得先跟领导打报告，说是'为了让外宾了解我国文化建设成就'。“

他笑着摇摇头：“那时候我们坐在工人俱乐部的木板凳上，看台上的演员载歌载舞。丽丽总是认真地给我翻译剧情，生怕我听不懂......“

相册的最后一页，是一张绿色的布票。

“这是她用内部券给我买的一条围巾，“亚里斯轻轻抚摸着那条围巾，“说是上海产的，要比外汇商店里的好。可那时候什么都要票证，她一定攒了好久......“

“那时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亚里斯合上相册，目光又回到墙上的照片，“我记得我与史密斯教授到达上海的那天，丽丽已经提前到达码头在等候。她就穿着那件浅蓝色的工作服，站在码头上。“

顾教授注意到老人说到这里时，声音有些哽咽。

“您知道吗？那个年代的上海，到处都在放《东方红》，上下班要排队等公共汽车，星期天还要参加义务劳动。但丽丽总说：'这是最好的上海，因为我们年轻。'“

书柜上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茶杯里，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亚里斯小心地打开，那是一首英文诗，字迹工整：

“春天来了

杨柳依依

我在这里等你

如同等待

上海的第一缕晨曦“

“这是她自己写的，“亚里斯说，“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学习，她在后面还特意注明：'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春天'。“

夕阳的余晖中，老人的目光变得深远。

“那后来......“顾教授忍不住问。

“后来？“亚里斯站起身，走向厨房，“我给您冲杯咖啡吧。让我从头讲起，那是1963年的春天……“

窗外，雅典的暮色渐深。远处的帕特农神庙在晚霞中若隐若现，见证着这个老人深藏半个世纪的记忆。

而那个关于年轻的外国学生与翻译姑娘的故事，那个发生在遥远年代的纯净爱情，正要在咖啡的香气中慢慢展开。

仿佛又回到1963年的上海，空气中飘荡着茉莉花的香气，自行车铃声叮当，喇叭里放着《社会主义好》，收音机传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段。一切都那么遥远，却又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