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刻礼也知道闺女是准备干啥来了。心里就踏实不少。

自己老不说话也不行，骆刻礼就道：“俺哥，那个，我回去再想想办法，想想办法。”都是歉意，都是羞愧。

骆平阳也随上：“是啊，我也回去想想。大爹，要不，我就先回去了，您和俺爹再叙叙别的。”

“嗯”，骆刻礼微微点头：“也好，小平阳啊，恁爹也确实不容易，是吧，那你就回去想想。好吧？”

骆平阳略一躬身，看了看自家老爹，转身走了。骆平梅轻声说了句大爹我也回去了，也跟着回家。

一天的星星都清晰了不少。

一直回到家，骆平梅都没有说什么。骆平阳只好回到小屋里，挑灯继续努力。

心绪刚才平静下来，状态还没出来，骆平阳就没有写新的内容，拿起了哥哥骆平俊白天誊抄的那些，进行修修改改，中间也夹杂着补写了一些，前后也差不多有四五页。加上原先的那些，也已经有七千多字。

这个故事是可以单拎出来改编成单本舞台剧的，甚至都不需要场景布置。因为这是个大路货的故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小青年谈恋爱，准备结婚了，又开始纠结。

可以说，到处都是谈情说爱的男男女女，随时都有大量的爱侣准备步入婚姻，每一个家庭都要经历男婚女嫁的结构变化，岁岁年年都必然有着分分合合的悲欢剧情。

其中有的纠结人人都会多少有点儿，有的则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不少人根本就不会介意，连想都不会想。有啥呀，谁过日子不是磕磕碰碰的，值不当拿出来跟自己过不去，让别人也跟着烦心。

但其实也可以有其特殊性。因为不只是人的特质各不相同，对于未来和未知的适应性的心态都不一样，由此产生的反应和调适皆有差异，故而反映出一个个能够会心却又奇妙的投射。

这类故事的核心却是因应社会变革所带来的震荡，对不同的个体心理产生的冲击。变革才是其深刻的演化基底。

鲁迅先生的《伤逝》同样是放在了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大环境里，涓生应该有抱柱之信，却又始莽终弃，子君本可锦绣金玉地生活，但却凄然独赴黄泉。个人的命运在大变革的时代之下，才是最难以坚持和自守的。

《烦恼条约》这个故事不能学舌，但要写出彩来，必须首先定位于小。小人物定位，小处着手，小情节展开，一如小地方的景物，小小的河流上甚至细波不兴。雨是小的，人物的声音是小的，情绪很小，连忧伤也是小小的。结构是小的，力量感是小的，冲突和话题起伏都是小的，一切都是小而婉约的调性。即便不能精致，也要尽可能地精细，不然就失去了基本的可读性。这是很有挑战性的。

唯一的主角即是女主。她的骨子里也应该是有小的特质，承续有自的。最后的大转折才可以拉满张力。

骆平阳把女主的老家也就是娘家放在了虞山。

虞山即是昆山。昆山一直都是个小小的县城。

昆山很小，可也很碎，细碎的碎，又细又碎，却还能捏到一起去。一个小小的县城，浓缩了几乎所有的江南地形地貌和相应的人物特质。说话也是，而小说里能直接体现昆山特质的最好道具之一就是语言。语言本身就是小说血脉的活性。

昆山人说“不知道”叫“佛晓得”。意趣一下子就拉满了。设计一个场景，小桥流水，邻里人家早起打招呼，也传播各种有的没的，然后就是各种的长长短短，各式的互相打听。一句“佛晓得”就出来了。

昆山人的语言五花八门，很不统一，但又相通。比如说喊妈妈，昆山人的喊法很多，但都接受“恩娘”这个叫法。

昆山人的来源与交际也四面八方，嘉定、青浦，吴县、吴江，常数、太仓。所以昆山人中多有与上海亲近的，原因不言而喻，但更重要的是上海人对昆山的认同。上海人说“侬”，昆山人也说“侬”，口音只略有差别，发音接近“嫩”，上海人感觉不陌生。昆山虽然属苏州管，可苏州人说“倷”，相去就远。

这是要把人物跟上海勾连起来的原因。

小说发在《收获》上，如果上海人有阅读不适感，那就失败了一多半。

外地人只感觉到这是江南故事，上海和昆山都无所谓，读得懂就行，所以反而不会太挑剔。

昆山的山，昆山的水，昆山的行船和昆山的细雨，昆山的小桥和桥头卖阳春面的饭馆儿，替代了上海弄堂口的拥挤、嘈杂和脏臭气味儿，还能减去上海的匆忙与计较的逼仄感，都会一定程度上提高阅读的舒适度。

当然，也是出于刻画女主的性格特质的需要。

一个纠结的故事，没有静美的生活底色衬托，其特质也是不够凸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