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三年，西历一千六百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伦敦，白厅宫。

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站在书房的窗前，望着窗外那片被秋雨洗过的天空。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夜，到清晨时才渐渐停歇，但云层依然很厚，灰白色的天光透过云隙洒下来，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投下一片黯淡的光泽。泰晤士河的水位涨了不少，浑浊的河水拍打着堤岸，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已经在窗前站了很久了。桌上摊着三封信。

第一封来自巴黎，是黎塞留的回信。枢机主教的措辞一如既往地圆滑而审慎——他表示注意到了东方发生的变化，也理解英格兰希望与明朝建立联系的愿望，但他建议白金汉“不要急于行动”。“远东的事情，需要耐心，”黎塞留在信中写道，“西班牙人虽然在收缩，但他们在菲律宾的根基依然牢固。贸然派人前往北京，一旦被西班牙人截获，反而会给英格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如先通过我们在澳门的传教士，试探明朝新朝廷的态度。”

第二封来自马德里，是西班牙驻伦敦总督转交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正式确认了西班牙撤军的时间表——第一批部队将于十月底登船，年底前全部撤离。备忘录的末尾附了一句话，像是随口一提，却让白金汉公爵反复看了好几遍：“腓力四世陛下已下令加强菲律宾舰队的编制。远东的和平，需要实力来维护。”

第三封来自亨廷登郡，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信。年轻人用端正的笔迹写道，他已经回到庄园，正在整理过去几年间清教徒在各地秘密网络的联络名单。“如果王室真的愿意与清教徒合作，这些名单就是合作的起点。”信的末尾，他加了一句：“我伯父说的话，我想了很久。他说得对，也不对。但我没有改变主意。”

白金汉公爵将这封信重新读了一遍，然后放下，走到书桌前坐下。他伸手拿起羽毛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了一行字：“远东使节，暂缓派出。等待黎塞留的消息。”他停了一下，又在下面加了一行：“与清教徒的接触，继续进行。但保持低调。”

他将这张纸折好，放进一个信封，在信封上写下“曼塞尔爵士亲启”，然后放在桌角。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沉默了片刻。

他在想黎塞留的信。法国人的谨慎是对的——英格兰现在确实没有能力在远东开展独立的外交行动。但他也知道，黎塞留的谨慎，不仅仅是为了英格兰着想。法国在远东有自己的利益，黎塞留不希望英格兰抢在法国前面与明朝建立联系。他建议“等待”，实际上是在为法国争取时间。

他又想到了奥利弗·克伦威尔。那个年轻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他的激进，而是因为他的清醒。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这种人，要么成为国家的栋梁，要么成为国家的掘墓人。现在还看不出来会是哪一种。

他睁开眼睛，站起身，走到窗前。雨又开始下了，细细的雨丝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望着窗外那片被雨水笼罩的城市，沉默了很久。

伦敦在复苏。街道上的西班牙巡逻队减少了，商店重新开门了，码头上的货物装卸也恢复了正常。但复苏的表面下，隐藏着深深的裂痕——那些被绞死的乡绅的家庭，那些被没收的土地，那些在占领期间与西班牙人合作的贵族，那些在抵抗运动中失去亲人的人们。这些裂痕，不会因为西班牙人的离开而自动愈合。它们会一直存在，直到某一天，被某个人、某件事，彻底撕开。

他转过身，走回书桌前，拿起那封写给曼塞尔的信，唤来侍从：“送给曼塞尔爵士。”

侍从接过信，转身离去。白金汉公爵站在书桌前，望着窗外那片被秋雨笼罩的天空，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说了一句：“英格兰的路，还很长。”

同一天下午，亨廷登郡，克伦威尔庄园。

奥利弗·克伦威尔坐在后院的苹果树下，手里握着一本圣经，但没有在读。他望着远处那片被秋雨洗过的田野，脑海中反复回放着伯父在马车上的那些话。

“你们在处决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们自己也可能成为被处决的对象？”

他想过。他当然想过。每一次处决一个通敌者之后，他都会在夜里失眠，盯着天花板，问自己：我做对了吗？我有没有可能杀错人？如果有一天，有人用同样的标准来审判我，我会不会也被吊死在绞刑架上？

但他没有停下来。因为他见过太多不该死的人死去。约翰·哈里森的脸，那些在绞刑架上摇晃的身体，那些装在铁笼子里的人头——这些画面，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永远无法抹去。他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是对那些死去的人的背叛。

他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他没有回头，直到父亲在他身边坐下。

罗伯特·克伦威尔望着远处那片田野，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开口：“你在想什么？”

奥利弗沉默了一息，然后开口：“我在想，伯父说的那些话，有多少是对的。”

罗伯特没有接话，只是等着他继续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