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志街，美记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霍英东坐在长桌一侧，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杯沿贴着下唇没有喝。他的眉头拧着，眉心挤出一道竖纹，像是那口气已经在他胸口堵了好几天了。他放下茶杯，开口的时候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阿祖啊……今年这天气……不太对啊。”他顿了顿，侧过头看向窗外，午后的天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桌面上，把摊开的文件映得发白，“北京的朋友跟我说，香港可能会有旱灾。”他没有说“可能”的时候加重语气，但那个词在他嘴里顿了一下才滑出去，像是他已经在心里把这个词拆开又拼回去好几次了。
李祖点点头，把烟从嘴角拿下来搁在烟灰缸边沿。他面前摊着一张香港地图，地图上用铅笔圈了几个水塘的位置，旁边写着日期和备注——那些是他让人去水务署查的数据，从去年秋天开始，每个月的储水量都在往下掉，像是有人在水塘底下凿了一个看不见的洞。他抬起头，目光落在霍英东脸上：“今年的降水量确实有些不正常，看来老头子的猜测很可能出现。”他顿了顿，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两下，“不过……我们不能绕过港英，你现在已经够扎眼的了。”他转过头，看向坐在角落里的陈耀彩和高卓雄，“回头你跟陈会长和高会长两位说一下，必要的时候，由他们出面，向北边求援。到时候我会让楚河跟郭建业把消息告诉北京。”
陈耀彩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像是一个已经习惯了在这种场合保持沉默的人，正在等一个不需要他开口确认的安排。高卓雄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嗯了一声，像是在心里把李祖的话过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
一九六二年，香港出现了自一八八四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并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三年。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到一九六三年四月，香港仅录得一千六百二十六毫米雨量，远少于年均的两千二百三十五毫米。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水塘储水量只剩总容量的百分之五十一。新界的农田龟裂，裂缝宽到能伸进一只手掌，山涧水断流，河床上的石头被晒得发白，像是被人在上面铺了一层干透的灰。全港水塘的存水仅够四十三天使用。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港英政府正式开始实施制水措施。每天供水三小时。街巷里突然多了拎着水桶的人，有人在供水时间还没到就在街喉前排好了队，水桶一只挨一只地码在路边。五月十六日，改为每两天供水四小时。六月一日，进一步改为每四天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时。水桶阵越排越长，有人为了争水大打出手，住在楼上有自来水喉的居民，每到供水时间就要不停地喊“楼下的闩水喉呀”。最流行的词变成了“扑水”——不是“搵食”，是“扑水”。
五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分别致电广东省省长陈郁，请求协助。电文不长，措辞恳切，落款处的公章盖得端正，边角还带着一点洇开的墨迹。陈郁立即回应，允许港方派船到珠江口无偿汲取淡水，并且广州市每天免费向香港供应两万吨自来水。六月份，香港政府租用了十四艘油轮，从珠江口抽取淡水运港。整个六月到次年四月，共运淡水量约一千四百万立方米。
六月十日，总理审阅广东省委《关于向香港供水问题的谈判报告》后，决定引东江水供应香港。他在报告上作出了关键批示：“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同年十二月底，总理在出访非洲途中专门绕道广州，听取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关于香港增供淡水建设工程方案的汇报。中央财政拨款三千八百万元，用于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那时候的中国，三千八百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批下来的速度比任何人都预想的要快。
东深供水工程，与红旗渠齐名的“生命线”，北起东莞桥头镇东江河畔，南至深圳河边，全长八十三公里。需翻越六座高山，将东江水从海拔二米一级级抬升至四十六米。相当于建一座巨大的滑梯，只不过水是往上走的。工程需要兴建六座拦河坝、八座泵站、十七座大型闸门。全部靠肩挑背扛和少量机械完成。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东深供水工程全线开工。广州动员了五千名青年，东莞、惠州、宝安动员了五千名社员群众，后续参与建设的人总人数超过两万。他们没有大型机械，只能靠人工开挖，开山劈岭、凿洞架桥、修堤筑坝。竹扁担挑着砂石泥土，一担一担地往高处送。有时候遇到难挖的渠道，挖出来的土又像水又像泥，基本上是用手捧出一个渠道。
关键是，广东也在闹旱灾。工人们靠用盐水送米饭充饥——菜不够，盐来凑，一碗白米饭浇上盐水就是一顿，咽下去的时候喉咙发紧，但没人停下来。
消息传到结志街的时候，李祖正在看一份从北京转来的工程进度简报。他把简报放在桌面上，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维港的海面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白光，码头上有人在装卸货物，吊臂吱吱呀呀地转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几个号码。
三太子下令：美记所有粮库全部打开。和联胜等社团所有渔船、大飞全部停止出海，配合霍英东的船队给工程输送粮食物资。船沉光、人死绝，也要把粮食送到工人嘴里。英国人敢拦，照打。
电话打到茶果岭的时候，邓肥正在喝凉茶，听完之后把碗往桌上一顿：“知道了。”没有多余的话。电话打到福义兴的时候，金牙雷正在码头上看人卸货，听完之后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回头对身后的人说了一句：“船都停了吧，给美记调。”电话打到义安的时候，项燕正坐在新安公司的办公室里看账本，听完之后把听筒搁回机座上，拿起桌上的电话又拨了一个号码：“让林靖去安排，渔船全部调给霍先生。”
霍英东站在码头边，看着那些渔船和货轮依次靠岸，甲板上堆满了米袋和干粮箱。海风从西边灌过来，把他的外套下摆吹得往后飘，他站了一会儿，回头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装完就发，不用等我。”然后转身上了车——他要去下一趟，还有一批货在等船位。海风从码头的方向灌进结志街，铁皮棚顶被吹得嗡嗡响，那些停在岸边的渔船船头朝北，排成一条线，像是正在等一个信号。从码头望去，海面上并列的船身被暮色压成深色的棱角，船头连成一行，像一根还没完全绷紧的缆绳，船身的侧面在夕照里泛着同一层暗光，每一艘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摆正了船头。
另外，他吩咐楚河，与北京保持联系，缺钱缺物，香港全体华商砸锅卖铁，义不容辞。
这一次，“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
那八个字被工人们写在工地入口的木板上，墨迹被雨水冲过几遍，又被人重新描了一遍。风从东江的方向灌过来，带着河水和泥土的气味，沿着八十三公里的渠道一路往南，穿过六座山，越过八级泵站，一点一点地往高处走。工地上有人打着手电筒连夜赶工，光柱在夜空中交错，像是有人在地上画了一张看不见的网。有人扛着沙袋从坡底走到坡顶，来回走了十几趟，脚底板磨出了血泡，用布条缠一缠继续走。有人困了就在工地上随便找个地方靠着眯一会儿，枕着铁锹柄，衣服没脱，鞋没脱，醒来接着干。有人在灶台边蹲着扒一碗盐水泡饭，咽下去之后站起来，继续往坡上走。
远在香港的码头上，那一排渔船的船头依然朝着同一个方向，在暮色中纹丝不动。风从海面上灌进石硖尾的铁皮巷，在屋檐和晾衣绳之间绕了一圈，把那句还没落定的口号从一道缝隙里带进煤油灯的阴影中，沿着铁皮墙的内壁慢慢铺开，又从灶台边沿升起来，被晚风托着翻过屋顶的边缘，一路往北，沿着那道正在一寸一寸抬升的水线，把每一个还没有刻进石碑的人名，都先写进了正在合拢的混凝土墙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