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今天没有穿橙色囚服，而是换上了一件艾琳提前送来的深蓝色衬衫和一条熨得笔挺的卡其裤。

衬衫领口挺括，肩线贴合，是他在手术室外面常穿的那件。

他低头看著纸袋里那块已经停走的手錶和已经关机的手机，沉默了很久。

“圣徒先生！”

桑尼靠在门框上，用一句从未在狱警手册上出现过的称呼打破了沉默：

“很高兴这段时间与你同处於一个屋檐之下。

感谢你的服务，谢谢。”

他伸出手。

纳撒尼尔握住他的手。那只手曾经握过十六年的手术刀，掌心布满了被消毒液浸泡得发白的旧茧。

此刻它被另一只粗糙的、同样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握著。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用力点了下头。

桑尼后退半步，朝走廊尽头挥了下手。

监区的铁门一扇接一扇地打开，每一扇门后面都站著囚犯——

有人靠在门框上，有人把手按在胸口的囚服上，有人只是安静地站著，朝他微微点头。

纳撒尼尔沿著走廊向前走，每一步都踩得很慢，像是要把这段路永远记在脚底。

当他走到最后一扇铁门前时，身后忽然响起了掌声。

那可不是那种在发布会上被媒体包围时的虚偽掌声。

他们更加粗糙、更加沉重、更加真诚

粗糙的手掌拍在一起，在混凝土墙壁之间久久迴荡，不曾停下。

纳撒尼尔停下脚步，回过头，看著那些他曾经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被接纳的面孔，眼眶慢慢泛红。

他轻轻点了点头，朝他们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向那扇通往外面的最后一道门。

大门缓缓拉开。

阳光刺得他本能地抬起手遮住眼睛。

天空是那种被雨水洗过之后的湛蓝，几朵白云悠閒地飘著，空气里有一股冬末初春的泥土味。

他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了。

然后闪光灯像海啸一样涌过来。

无数支麦克风、手机、摄像机从警戒线后面伸出来，快门声密集得像暴雨砸在铁皮屋顶上。

记者们挤在狱警临时拉起的隔离带后面，有人甚至试图弯腰钻过去，被狱警毫不客气地推了回去。

他们喊著他的名字——

“霍桑医生！”

“纳撒尼尔，看这边！”

“圣徒先生，请对镜头说句话！”

这些声音匯成一片嘈杂的海洋，而他站在海洋中央，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然后他看到了他们。

隔离带尽头，他的妻子艾琳站在那里，手里牵著那个金髮男孩。

男孩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衬衫，手里举著一幅画——那幅他不知画了多少遍的画，穿白大褂的男人胸口写著dad。

艾琳旁边站著他的父母，父亲穿著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母亲的手帕已经湿透了。

他的两个兄弟和妹妹站在他们身后，所有人的眼眶都是红的。

纳撒尼尔快步走过去，艾琳张开双臂，整个人扑进他怀里。

她的额头抵著他的锁骨，肩膀剧烈地颤抖著，但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

那是被压抑了太久的哭泣，是她在无数个独自面对的深夜和无数个被记者堵在门口的清晨里，强迫自己吞下去的每一滴眼泪。

男孩抱著他的腿，把脸埋在他的腰间。纳撒尼尔弯下腰，用一只手臂將儿子抱起来，另一只手搂住妻子的肩膀。

他的母亲走上前，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捧住他的脸，看著他瘦削的脸颊和深陷的眼窝，眼泪无声地滑过手背。

“我的孩子，”她轻声说，“我们回家。”

……

纳撒尼尔最后还是回答了记者几个问题——用那种一如既往的、不擅长面对镜头的笨拙方式。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越过人群，朝停车场的方向望去。

一辆哑光黑色的阿斯顿·马丁停在一片斑驳的树荫下。

引擎盖反射著午后的阳光，车前盖上靠著一个人。

那个年轻人穿著一件深灰色西装外套，手里端著一瓶已经打开瓶盖的冰啤酒。

他的姿態很放鬆，像是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

他没有走过来。他只是远远地举起那瓶啤酒，朝纳撒尼尔的方向晃了晃。

纳撒尼尔看著那个身影，嘴角慢慢弯起一个弧度。

他举起手，遥遥朝那个方向挥了一下。

林克举起酒瓶，对著那道终於重新站在阳光下的身影，轻声说著：

“敬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