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这会儿已经当了十几年皇帝了，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政治白丁。

他一看周延儒起复之后大量任用东林背景的官员，立刻就反应过来周延儒应该是和东林达成了交易，借此换得了东林党对其执政地位的支持。

在温体仁被罢免之前，崇祯皇帝其实是非常忌讳臣子结党的。

这也是为什么温体仁能够被崇祯任命为首辅大学士的原因——崇祯皇帝相信“体仁无党”，而温体仁被罢免的原因，也是因为崇祯怀疑“体仁有党”。

但自从温体仁因为得不到朝中几大党派的合作，被整下台之后，崇祯逐渐认识到，一个没有党派支持的首辅是不可能维持朝堂稳定，有所施为的。所以对周延儒勾连东林一事，崇祯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了过去。

崇祯今天之所以把周延儒叫来问话，实际上是在暗示周延儒，希望他这个首辅可以出面压服激进的御史清流，为他和太子做一个缓冲。

这也正是相权本来的定位：协理阴阳，沟通君臣。

周延儒可以在官场青云直上，靠的就是这手揣摩帝心的本事。崇祯的暗示他当然明白，若是他第一次出任首辅那会儿，可能还会出面支持皇帝，替皇帝抵挡御史的口水。

可是现在的局势已经和崇祯初年那会儿不一样了。

崇祯初年的时候，皇帝刚刚除掉阉党，权势正盛，周延儒自然会选择毫无保留支持崇祯，将御史们的奏章押下去，让自己顶替崇祯直面文官的怒火。

但阉党被灭之后，东林党在朝堂之上一手遮天。之前几任首辅只要稍不合此辈的心意就会被东林党想尽办法整下去，周延儒可不像步他们的后尘。

更何况，仕宦多年，周延儒早已想明白了此中关节：皇帝对臣子的信任和保护是非常不可靠的。

今天皇帝信用你了，你做什么都好，明天哪件事儿做的不合心了，就弃之如敝履。与其替皇帝得罪东林，不如装聋作哑，两不得罪。

周延儒打定主意，垂着眼皮，慢声说道：“回陛下，这龚鼎孳，臣素有所闻，乃是江左文学大家。天下名士都对其推崇有加。他的意思，想必也代表了天下清流名士的意见，似应该采纳。但太子殿下刚刚打赢了朱仙镇一役，保举袖带中的人才也是应有之义，似亦不宜回绝。一切还请圣裁！”

崇祯见周延儒又将皮球踢回给了自己，心知他是不愿意替自己压制百官了，失望地说：“既然如此，先生就先下去休息吧，这几篇奏章朕留中不发，保举刘墨翰为举人的奏章，朕已经批过红了，你从内阁明发出去就是了。”

周延儒暗自长吁一口气，虽说自己这次没有给崇祯当缓冲垫，让崇祯对自己有些失望，但总比被东林攻讦下台要强的许多。

此刻见崇祯亲自站台支持太子，他赶忙起身退下，生怕在这里被呆久了，被君子们误会自己是太子的支持者。

六月中旬，崇祯皇帝同意朱慈烺所请，任命刘墨翰负责审理张家口逆商一案的消息再次在清流中引起了反对的浪潮。

北京内城，龚鼎孳所在的府邸中，自诩为“正人”的君子们正在激烈地商议对策。

在座的不只是复社一党，还有其他清流大佬。除了在京的科道御史，还有冒襄这位之前被骗到太子军中效力的复社才子。

话说，那晚冒襄被朱慈烺折辱一番之后，就在心中打定主意，绝不和太子合作。

好容易熬到晚宴结束，他立刻在私下里联络陈之龙还有吴伟业，劝说二人不要追随朱慈烺。

陈之龙和吴伟业二人虽然也觉得太子行事有些背离圣贤之道，但这二人并没有和太子发生直接的冲突，对冒襄的提议并不感冒。

尤其是吴伟业，虽然朱慈烺对他颇有冷遇，但起草命令，檄文，之类的文案工作从来都是交由他负责。在朱慈烺这个小团体中，他已经初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将来太子登基，只要不犯大错，少不了他一个从龙之功。

现在冒襄让他放弃眼看着到手的名位，去追求什么虚无缥缈的“正气”，他可实在是舍不得。

陈之龙和吴伟业的情况也差不多，虽然陈之龙也不支持太子的所做作为，但太子对他的礼敬他还是能感受到的。让他得罪太子，他也是属实没有这个胆子。

冒襄见自己的两位同道对自己的提议百般推脱，心中更是不满，当时脸就冷了下来，几乎与二人决裂，第二天一早给朱慈烺留了一封辞呈后就匆匆离开了开封。

离开开封之后的冒襄没有直接回乡，而是打算去京城联络在朝的同道君子，想法煽动一场针对朱慈烺的政治运动。

刚巧，朱慈烺在河南试行商会还有征收商税的奏章也跟着到了北京。

朱慈烺这一步棋连着触碰了“士农工商”阶级论，还有“商税”这两个文官的禁忌。即使朱慈烺一再声明，这两条举措仅在河南一地试行，仍旧在文官集团中激起了一片反对的浪潮。

其中尤其以兵科给事中龚鼎孳对此事反对最为强烈。他利用其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串联起了大批的年轻文官，准备进谏崇祯，让崇祯阻止太子的倒行逆施。

偏巧，冒襄这个时候从开封前线加入进来。在他的口中，所谓的开封大捷实际上跟朱慈烺半点关系都没有，全是丁启睿和众将之功。

不仅如此，朱慈烺心胸狭窄，因为嫉妒左良玉的军事才华，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强令左良玉出战。最后在左良玉大军马上就要战胜闯贼之际，朱慈烺又担心左良玉的名声盖过自己，强令左良玉撤退，导致左良玉损失惨重。事后还以此为由，擅自诛杀大明忠良左良玉，左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