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批书后来去了哪里？”他问。
老人低下头，看着杯子里浮沉的茶叶，沉默了一会儿。当她再次开口的时候，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像是在说一件很遥远的事情：“我父亲去世之前，把它们捐给了上海图书馆。”
老赵端着茶杯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一下。
“商海图书馆？”
“对。捐了。”老人抬起头来，目光落在墙上的那张照片上，“他说那些书放在他手里，不如放在一个能让更多人看到的地方。那年我还在上小学。我记得我父亲把书装进几个大箱子里，用平板车拉走的。他回来之后在门口坐了很久，没说话。我问他怎么了，他说，‘那些书走了，我心里空了一块。’”
老赵没有说话。他把茶杯放回桌面上，杯底碰到桌面，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他看着面前的老人，看着她身后墙上那张泛黄的照片，看着五斗柜上那台老式收音机，看着墙角那个冒着蒸汽的蜂窝煤炉子。这些东西构成了一种他熟悉的气息——一种属于普通人家的、朴素的、踏实的生活气息。那个姓周的旧书店老板，就是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做出了把书捐出去的决定。
“那批书——您还记得里面有没有一册蓝色的线装书？”老赵的声音很稳，但他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帆布包的带子，“封面上写着‘永乐大典’？”
老人想了想，眉头微微皱起，像是在记忆的深处打捞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她的眉头舒展开来，点了点头：“有的。我记得有几册蓝色封面的。我父亲特别喜欢它们，有时候晚上会拿出来翻一翻，翻完之后再用布包好，放回箱子里。但你问的是哪一册，我不太清楚。我父亲走了之后，那些书的事我就没再打听过了。”她停了一下，又说，“你如果想确认，可以去商海图书馆查查当年捐赠的记录。他们应该有存档。”
老赵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您。”
老人也站了起来，送他到门口。她站在门槛里面，一只手扶着门框，夜风吹动她额前的白发。她看着老赵，说了一句：“你要是找到了那册书，有空的话，来跟我说一声。我父亲要是知道了，也会高兴的。”
老赵点了点头：“一定。”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巷子里。
当他走出巷子的时候，路灯已经亮了很久了。他没有急着赶路，而是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台阶是水泥的，冰凉，隔着裤子也能感觉到那股凉意。但他没有在意。他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搭在包上，看着街对面的窗户里透出暖黄的灯光。那是一户人家的厨房，窗户上蒙着一层水汽，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人影在灶台前忙碌。灯光落在窗台上，像一层薄薄的暖意。
他坐在那里，把整条线索在脑子里重新捋了一遍。
从巩义的槐树下开始，到华京的陆一鸣，到山东男人的那页手抄，到临清的运河和闸口，到那个姓施的传教士，到东有恒路的旧书店，再到那个把书捐给图书馆的周老板——那根线已经快要连上了。从临清出发的那个姓施的人，把那册书带到了商海，而且还是卖给了一位姓周的旧书店老板。而那位老板又把它捐给了商海图书馆，放在了一个能让更多人看到的地方。现在他只剩下最后一段路：去图书馆，从那座仓库里把书找出来。
风从街面上穿过来，吹得他衣摆微微晃动。十二月的上海，夜晚的风带着水汽的凉意，不像北方的风那样干冷刺骨，而是一种湿润的、往骨头缝里渗的凉。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背，裂口结了一层薄薄的痂，像一句还没有完全愈合的话。他把手放回口袋里，站起来，往广场的方向走去。
他没有直接去上海图书馆。图书馆已经关门了。他先回了旅馆，把帆布包放在床上，然后从包里掏出来了那盏煤油灯，放在床头柜上。他没有点它，只是把它放在那里。灯座上那道用透明胶带粘住的裂痕，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他伸出手来，用拇指摩挲了一下灯座的边缘，感受着那层胶带微微凸起的轮廓。有些东西虽然碎了，但却是还能用。有些书散了，但还能找回来。
第二天一早，老赵去了商海图书馆。
图书馆的主楼是一栋高大的建筑，正面是宽阔的台阶和大门，门前的广场上有人在晨练，有人在遛狗，有人坐在长椅上看报纸。他站在台阶下面，抬头看了一眼那栋建筑——灰白色的墙面，整齐的窗户，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他背着帆布包，一级一级地走上台阶，推开大门，走了进去。
大堂很宽敞，光线很明亮，地面是大理石的，擦得很干净，能够映出人影。大堂里很是安静，只有翻书的声音和脚步声，偶尔有人低声交谈几句，声音很快就被宽敞的空间吸收了。空气中有一股纸和灰尘混合的气味，和旧书市场的气味有些相似，但又不一样——这里的纸更干净，灰尘更少，就像是一座被精心打理过的知识的仓库。他站在大堂中央，抬头看了一眼头顶的玻璃穹顶，阳光透过玻璃洒下来，在空气中形成一道道可见的光柱，尘埃在光柱中缓缓浮动，像是一些微小而安静的生命。
前台后面坐着一个年轻的馆员，戴着眼镜，正低头看着电脑屏幕。老赵走过去，在前台前面站定，清了清嗓子：“你好，我想查一下贵馆的旧藏捐赠记录——大概是六十年前，一位姓周的先生捐了一批旧书，里面可能有《永乐大典》的散册。”
年轻的馆员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永乐大典》？您说的是真的？”
“我不确定。”老赵说，“所以我来查。”
馆员沉默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您稍等，我帮您联系一下古籍部的老师。”
老赵在大堂的椅子上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等着。阳光从玻璃穹顶上洒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片明亮的光斑。他坐在光斑的边缘，看着那些光斑随着太阳的移动缓缓变化，像是时间的刻度在缓缓移动。他忽然想起了母亲叠床单的样子——她把床单抖开，对折，再对折，用手掌压平褶皱，叠成一个整齐的长方形。他想起马大爷坐在槐树底下抽烟的样子——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暮色中散开，像一团慢慢消散的叹息。他想起陆一鸣在电话里说“你动作倒快”时的语气——带着一点惊讶，一点欣赏，一点“没想到你真的会去做”的意思。这些人、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他不知道那册书还在不在，但他知道，不管结果如何，他都对得起这段路。
大约过了十分钟，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从电梯里走了出来，走到老赵面前：“您好，我是古籍部的陈老师。听说您在查一批六十年前的捐赠记录？”
老赵站起来：“是的。是一位姓周的先生捐的，大概六十年前，从虹口东有恒路的一家旧书店来的。”
陈老师的眼睛亮了一下：“东有恒路？周老板？我知道那批书。”
老赵的手指微微收拢了一下。
“那批书在我们馆的旧藏库里，”陈老师说，“但我不确定里面有没有《永乐大典》的散册。您可以跟我来，我们一起查一下当年的登记簿。”
老赵跟着他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他透过玻璃门看了一眼外面的阳光，心里那条线，终于快要连上了。
【《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第三卷·归途 第七章 东有恒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