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

第六卷·归途

第八章 碎瓷

又过了一些日子，天开始渐渐地变长了。

巩义的三月，虽然还是有些冷，但风里却是已经有了暖意，吹在了脸上也已经不像是冬天那样的刺人了。老赵自从华都回来之后，又出了几天摊，日子和以前一样——案板支起来，炉膛烧旺，饼翻过去又翻过来，街坊们来了又走。没有人问他华都的事，他也没有主动去提。只有马大爷有一天来买饼的时候，多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看完了？”

老赵说：“看完了。”

马大爷接过饼咬了一口，没有再说别的。

那天收摊之后，老赵没有直接回家。他蹲在炉膛的前面，用火钳把炭灰拨开，把那片碎瓷取了出来。

养了都快两年了，天青色的釉面已经跟刚捡到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不再是灰扑扑的，而是透着一层极其温润的光泽，就像是被岁月慢慢地磨亮了的老玉。他把它放在了掌心里跟宝贝似的托着，没有急着去擦，先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走回到了院子里。

母亲正在院子里翻晒着去年秋天存下来的干豆角，竹筛上则是铺了薄薄的一层，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暗绿色的光。她看见了在老赵的手里托着一个什么东西走了过来，她又细细地看了一眼之后说：“那块瓷片？”

“嗯。在炉膛底下养了快两年了。”

母亲则是继续把竹筛上的干豆角翻了翻：“养出什么来了？”

老赵把碎瓷举到了阳光下，天青色的釉面在光线里透出来了一层细细的纹路，就好像是裂开了的冰，又像是时间在上面留下来的指纹。他再一次地说道：“刚捡回来的时候，它本是那种灰扑扑的，就跟那块碎瓦片没有什么两样。现在看着，它还是碎的，但那颜色却已经是出来了。”

母亲听罢，没有再问。她端起来了竹筛，把干豆角倒进了一只布袋里，轻轻地拍了拍手上余下的碎屑，转身进了屋。过了好一会儿，她端着一只旧碗走了出来，碗沿上则是有一道裂纹，是父亲以前用过的，一直都没有舍得扔。她把碗擦干净，搁在了窗台上，跟那圈煤油灯的底座的圆印并排地放着。老赵看见了那只碗，知道那是爹用过的。母亲没有解释，他也没有去问。两个人隔着饭桌，谁也没有提那碗的事。它搁在那儿，便就是了。

那天的下午，老赵骑着三轮车去了趟镇上。镇上有一家做文物修复的老铺子，他以前曾经去过一次，是给一位藏家的旧书做函套。铺子虽然不大，门脸也很旧，但是门口挂着的那一块手写的木牌，上面则是写着“刘记修文”。他推门进去的时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正坐在窗边，戴着铜框圆镜，手里拿着一把镊子，正在修补着一册旧书。听见了动静，老先生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老赵，又看了一眼他手里托着的东西：“什么东西？”

老赵把碎瓷放在了工作台上。老先生放下镊子，把碎瓷拿了起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对着窗外的光举起来照了照。他看了很久，没有立刻的说话。然后他放下碎瓷，摘了眼镜，向老赵问道：“北宋的，官窑。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在康百万庄园的后墙根的垃圾堆里捡的。”

老先生愣了一下，然后便就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那眼角的皱纹全都挤在了一起，就像是一把打开了的扇子。他没有评价这句话，低下头来又看了一会儿那片碎瓷，这才又问道：“还想让它立起来？”

“立起来。不卖。”

老先生点了点头。他没有再问价钱，也没有再多说。量了尺寸，记在纸上，只说了一句，三天后来取。老赵付了定金，走出铺子的时候，外面的阳光正好照在街面上，把那些刚发芽的柳树照得嫩绿嫩绿的。他骑着三轮车回到家，把这事跟母亲说了。母亲正在厨房里做晚饭，听了之后没有说什么，只是把锅盖盖上，火调的小了一点，然后从碗柜里又看了一眼那只旧碗。它已经在窗台上了。她收回了手，继续地做饭。

三天后，老赵去镇上取回了托架。老先生用深色的老榆木做了个四面的架子，底面挖了一个浅浅的凹槽，刚好卡住碎瓷的边缘。碎瓷立在托架里，天青色的釉面朝外，那道用透明胶带粘过的裂痕被巧妙地藏在托架的立柱后面。老先生还在底座上刻了一行小字，藏在托架的下面，不翻过来看不见。老赵问刻的是什么，老先生说：“你回家自己看。”

老赵把托架带回到了家中，搁在了八仙桌上。碎瓷立在了托架里，就好像是一只终于被安放好了的碗，碎是碎的，但却是稳稳地立着，能让人看清楚它的全貌。

他翻过托架，看见底座上刻着一行小字：“碎者自碎，立者自立。”

这些字刻得很浅，但刀工利落。他看了好几遍，没有评价，他把托架放回到了桌子上，碎瓷朝外，搁在煤油灯底座留下来的那圈圆印的旁边——那是一只旧碗、一只空圆印、一片碎瓷，三样的东西，则是并排地搁在了窗台上，安安静静的。

那天晚上，老赵坐在八仙桌前看了一会儿碎瓷，没有动它。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把它拿起来，搁到三轮车前面的车斗里，又停了一下，没有拿出来。他回屋躺下，窗外枣树光秃秃的枝桠在月光里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