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龙忍了六天。
这六天他没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等丁义珍。南方一个仓储项目照常开董事会，一家合作企业的贷款续期照常谈，他还因为租金测算过高把一份园区方案退回去重做。公司里没人看得出他正在反复想境外那句“等你知道自己代表谁，再来跟我谈”。 第三天，秘书问过一次要不要继续收集汉东旧项目的公开材料。 赵瑞龙只说：“正常业务需要什么看什么，别为了丁义珍单独做一套。” 第五天，那个中间人也没来催。 越没人催，赵瑞龙越觉得丁义珍那边不是在等一笔钱。 第七天晚上，他把中间人的号码调出来。 没有直接打。 先发了一句：“人在不在？” 对方过了十分钟回：“在。” 赵瑞龙这才打过去。 “上次那个人，最近有没有再找你？” “没有。” “他国内家里呢？” “我没问。” “为什么不问？” “您上次不是说只问他想要什么？” 赵瑞龙被堵了一下。 “现在再递一句。” “什么？” “你真正想要什么，可以谈。”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赵总，这句话我得知道自己代表谁。” “你代表你自己。” “那我谈什么？” “就说有人愿意听。” “他上次已经问过是谁。” 赵瑞龙声音冷下来：“你只负责递话。” 中间人叹了口气：“行。” 消息递过去的第二天，丁义珍没有直接回。 他先跟律师谈了一个多小时。 律师问：“你想收钱吗？” “我当然需要钱。” “那就别把别的东西混在里面。” “可我现在最怕的不是没钱。” “那是什么？” 丁义珍看着窗外。 “他们以后把所有账都推给我。” 律师没有评论。 丁义珍最后让中间人带回三件事。 第一，自己在境外正常生活和法律服务的费用如果有人过去明确承诺过，希望有一个说得清的处理。 第二，国内家属如果遇到正常的生活和法律事务，不希望因为自己出逃被人故意卡。 第三，如果自己决定回国说明情况，过去的关系人不能一边让他配合，一边把所有项目责任都说成是他个人擅自决定。 中间人看完第三条，先说：“这个我传不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谁能答应。” “那就原话传。” “你还是没说会不会闭嘴。” 丁义珍看着他：“我为什么要答应闭嘴？” 中间人没再问。 赵瑞龙拿到回复以后，把前三条看了两遍。 前两条都可以讨论。 至少在他看来，都是钱和正常关系问题。 第三条根本不是条件。 是丁义珍在告诉他： 我如果回来，不会替别人把所有账扛走。 赵瑞龙问中间人：“他有没有说准备回？” “没说。” “有没有说已经跟国内联系？” “没有。” “那第三条哪来的？” 中间人有些不耐烦：“赵总，我只是递话。您第一次让我去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有人怕他。现在您又问愿不愿意谈，他当然会把最在意的事说出来。” 赵瑞龙脸色很难看。 “他还说什么？” 中间人犹豫一下：“有一句。” “说。” “他说，是你们先来找我的。” 赵瑞龙一下没出声。 赵瑞龙很清楚，最开始明明是丁义珍先问“以前说过的费用认不认”。可自己后来主动问了“你想要什么”，又主动说“可以谈”。到了丁义珍那里，这条线已经足够被理解成旧关系主动重连。 赵瑞龙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想摸丁义珍的底，反而给了对方一个新的判断。 中间人问：“还回吗？” “不回。” “那这次算结束？” 赵瑞龙没有回答，直接挂了。 三姐是在第二天中午知道的。 赵瑞龙主动去找她。 她看完三条条件，没有马上发火。 第一句问的是：“几次？” 赵瑞龙没装糊涂。 “两次。” “第一次我让你停以后？” “第二次。” “所以你还是去了。” “国内已经在查一个老项目。” “查老项目和你主动给丁义珍递‘可以谈’，是一回事？” “我得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三姐把纸放到桌上：“现在知道了？” “他想留后路。” “谁不想留后路？” “他要是不准备回来，第三条不会这么写。” 这一次三姐没有反驳。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爸知道吗？” “不知道。” “现在得知道。” 赵瑞龙脸色一变：“你答应先不告诉。” 三姐把那三条要求又看了一遍：“而且这已经不是你跟一个老熟人打听消息。你问他条件，他给你条件，后面不管谈不谈，这条新的接触事实都已经存在。爸至少要知道风险是怎么多出来的。” 赵瑞龙没接。 “我答应的是你停一次以后不告诉。你没停。” “告诉他能怎么样？” “至少让他知道，家里现在最大的风险不是丁义珍在外面，是你在主动跟丁义珍建立新联系。” 赵瑞龙站起来：“什么叫我建立新联系？” “你问了两次。” “第一句话是他先递的。” “他问费用。你可以不回。你回了以后，第二次又主动说可以谈。” 三姐也站起来。 “瑞龙，你现在最危险的不是做错一件事。是你总觉得只要你知道得比别人多一点，就能提前把局面控制住。” “那难道坐着等？” “有些事就是不能由你控制。” 两个人僵了一会儿。 赵瑞龙最后没有拦她。 “你要说就说。” “我会按事实说。” “别替我加。” 三姐看着他：“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你觉得我替你少说了。” 赵立春听完以后，没有先骂儿子。 他先问三姐：“中间人是谁？” 她只说是过去有商务往来的境外联系人，具体姓名和公司都在赵瑞龙自己手里。 赵立春又问：“钱动了没有？” “没有。” “给丁家办过事没有？” “没有。” “承诺呢？” “没有明确承诺。” 赵立春这才看向赵瑞龙。 “他说几次，你找了几次？” 赵瑞龙坐在另一边：“他先来一句，我回了两次。” “你第一次回什么？” “问他想要什么。” “第二次？” “可以谈。” 赵立春闭了一下眼。 没有摔杯子。 也没有拍桌子。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赵瑞龙冷着脸：“我至少知道他不是只要钱。” “这需要你去证明？” “那谁证明？” “办案的人会查他。律师会跟他谈。你有什么资格替家里去摸一个在逃人员到底想说什么？” “因为他说的是我们家的事。” “他说你的事，你就去。” 赵瑞龙盯着父亲。 赵立春继续说：“从现在开始，丁义珍的事，你不要再碰。” “如果他再找？” “留原话。交律师。家里谁都不替他承诺。” “那他真回来呢？” 赵立春看着他：“回来就回来。” 赵瑞龙笑了一声：“您说得轻松。” “那我要怎么说？我替你把人拦在外面？” 屋里一下安静。 三姐没有看弟弟。 赵瑞龙过了几秒才说：“我没这个意思。” “最好没有。” 赵立春把三条要求又看了一遍。 “第一条，谁过去真承诺过费用，谁自己解释。别拿家里名义认。” “第二条，他家属正常生活、正常法律事务，谁都不许去卡。也不许替他开特殊口子。” “第三条，他回来以后怎么认定责任，是办案机关的事。” 赵瑞龙问：“如果有人把所有事推给他呢？” “那也是他自己说事实。” “您现在真是什么都不管？” 赵立春看着儿子，很久没说话。 “合法的事我管。” “什么意思？” “该找律师找律师。你自己的公司该把账说明白就说明白。有人拿没有证据的东西乱扣帽子，我会说话。”赵立春声音不高，“但丁义珍该说什么，我不管。你也别管。” 赵瑞龙没有被赶出门，也没有被一句话切断父子关系，反而更难把这场谈话当成气话。赵立春又看向三姐：“家里跟瑞龙公司的共同担保、共同投资，近期到期的先逐项复核。不是现在全撤。新的交叉担保先别做。” 赵瑞龙立刻抬头：“这跟丁义珍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关系。” “您这是把我跟家里切开？” “我是在告诉你，自己做的决定自己多承担一点。” 赵瑞龙脸色变了。 三姐也皱眉：“爸，不用一下做这么多。” “不是一下。”赵立春说，“本来就该做。以前总觉得他自己做生意也有分寸，现在看来分寸得重新算。” 赵瑞龙站起来。 “好。” “坐下。” “还有什么？” “有。”赵立春看着他，“以后别再让我从别人嘴里知道你跟丁义珍联系。” 赵瑞龙没有坐。 “不会了。” “我问的不是你会不会告诉我。” 赵瑞龙停住。 “是别联系。” 两个人对视几秒。 赵瑞龙最终只说：“知道了。” 他离开以后，三姐没有马上走。 “您真觉得他会停？” 赵立春拿起桌上的纸，慢慢折起来。 “以前我说停，他会停。” “现在呢？” 赵立春没有回答。 同一天，丁义珍的律师向国内正式渠道发出了第三份询问。 这一次不再测试某个项目记录。 问题很明确： 如果丁义珍本人决定自愿回国配合，他希望提前了解抵达后由哪个有权机关依法接收、律师如何依法介入、家属如何获得合法通知，以及本人主动说明、配合核查是否会如实记录。 没有要求免罪，没有要求先撤案，也没有要求任何人保证他“不出事”。 追逃工作口把来函逐级报上去以后，沙瑞金看了很久。 田国富说：“这回开始往接收程序上问了。” 季昌明把来函推回桌中间：“先按他问到哪一步答到哪一步。” 祁同伟把律师来函重新看了一遍。上一世丁义珍一旦重新进入正式追查，各方最容易抢的从来不只是证据，还有谁先给他和那些旧项目定一个总说法。现在顺序已经变了，但他不想把“尽快让人回来”本身做成政治任务。 沙瑞金问他：“你怎么看？” “别催。” “为什么？” “他前面刚问我们掌握了什么。现在又问回来以后怎么走。越催，越像国内有人急着让他回来证明什么。” 田国富问：“那就等？” “按程序回。让他自己做决定。”祁把前面已经在用的登记表翻出来，“亲历、转述、独立固定、待核已经分过类，来源、时间和原话也都在表里。现在看下来，‘亲历’这一类的边界还埋在备注里，不够醒目。把他本人究竟亲历到哪一步单列出来，原表继续用，别再另起一套。” 季昌明看了一眼：“把亲历范围从备注里提成固定栏，其他字段不动。” 沙瑞金说：“照这个执行。” 高育良也在。 他只问：“境外旧关系接触那条，有没有正式材料？” 工作人员说：“律师在情况说明里补了一句。丁义珍称近期有过去业务关系人员通过中间人联系，询问其现实诉求。没有威胁，没有要求撤回说明，也没有提供对方身份。” 田国富马上说：“这条要查。” 季昌明说：“可以查接触事实。现在不能写成赵家找他。” “我也没写赵家。” “那就按你说的。” 沙瑞金定了最后口径： 正式回函。 不作额外承诺。 丁义珍如继续提交事实材料，沿用前次登记规则，并另标本人亲历范围。 境外旧关系接触单独核实，不预设授权人，不和丁义珍其他说明混成一条。 会议散了以后，祁回政法委。 董建川送进来一份月底挂账清单。 周铭川在旁边补充一项跨市案件的情况，许德平刚从外地回来，嗓子有点哑，一进门先问有没有水。 祁听完三个人争完一项材料，才拿起桌上的丁义珍情况摘要。 没有谁知道丁义珍最后会不会回来，摘要里也没有赵瑞龙三个字。 只有一句： “本人称近期有旧业务关系人员重新建立联系。” 祁看了几秒，把材料夹回去。 另一边，赵瑞龙回到自己的公司。 晚上九点多，办公室只剩他一个人。 中间人的号码还在手机里，他没有再拨。 父亲那句“回来就回来”却一直压在脑子里。 过去丁义珍留在国外，对他来说是一件远处的风险。 现在第一次不一样。 他真正开始想的是： 如果丁义珍有一天自己走进正式程序，坐到办案人员面前，把过去那些饭局、项目、见过的人一件一件按自己的记忆说出来，哪些事还能继续只算“过去的生意”。 他把手机扣到桌上。 没有再联系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