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赵瑞龙还是回了。没有本人直接联系，仍然走那个中间人。
传过去的话很短： “问他到底想要什么。” 没有提钱。 没有提项目。 也没有威胁。 中间人问得很谨慎：“我就按原话？” “按原话。” “如果他问是谁让我问的？” 赵瑞龙停了一下：“你就说以前认识的人想知道。” “这跟没说一样。” “本来就没准备说是谁。” 电话挂断以后，秘书在旁边问：“三姐不是说别回？” 赵瑞龙看他一眼。 秘书立刻闭嘴。 消息到丁义珍那里时，他刚收到国内正式渠道的第一份回复。 内容没有惊喜，也没有一句他最想听的“回来就没事”。 只是把可以确认的程序写清楚，也明确表示具体法律评价要根据回国后说明的事实、证据和依法配合情况决定。 丁义珍看完，脸色不算好。 律师问：“失望？” “他们什么都没承诺。” “这反而正常。” “正常对我有什么好处？” “至少你知道对方没拿一张假保证骗你上飞机。” 丁义珍没接。 手机在这时响了一下。 中间人的话来了。 他看了几秒，第一反应不是问能给多少钱。 “谁让你来的？” 中间人回：“以前认识的人。” 丁义珍直接打了电话过去。 “哪个以前认识的人？” “老丁，我真不能替别人报名。” “那你怎么知道该问我想要什么？” “人家让我问。” “你以前主动找过我没有？” “没有。” “这次为什么找？” 电话那边停了停：“因为你先问了。” 丁义珍笑了一声。 “那就算了。” “你不是想知道以前的费用认不认？” “我现在想知道是谁觉得有必要问我想要什么。” “这不是一回事？” “现在不是。” 中间人被他说烦了：“你到底要不要谈？” 丁义珍声音反而平下来：“等你知道自己代表谁，再来跟我谈。” 他挂了电话。 律师一直坐在旁边，没有听内容，只看见他脸色变了。 “怎么了？” 丁义珍把经过说了一遍。 律师问：“你觉得是谁？” “我知道可能是谁。” “可能不等于知道。” 丁义珍看着桌上的正式回函，过了一会儿说：“把这次联系也记下来。” “记什么？” “时间，谁联系，问了什么，我怎么答。” “要提交给国内？” “先留着。” “为什么？” 丁义珍靠到椅背上：“我不想以后他们说，我一边跟国内谈配合，一边又跟过去的人谈条件，最后什么都是我自己安排的。” 律师点头。 “那就记事实，不写你猜是谁。” 同一天晚上，赵瑞龙从中间人那里听到了回答。 “他不谈钱。” “那谈什么？” “就问谁让我去。” “你怎么说？” “按您说的。” “然后呢？” “他说等我知道自己代表谁，再跟他谈。” 赵瑞龙脸色一下沉了。 中间人说：“赵总，我多一句嘴。他现在不是单纯缺钱。他是在看谁怕他。” “你什么时候学会替他分析了？” “我是不想再跑第二次还不知道说什么。” 赵瑞龙没有骂。 他把电话挂掉，坐了很久。 第二天三姐就知道了。 不是中间人告密。 是赵瑞龙自己给她打的。 “我回过一次。” 电话那边安静几秒。 “你答应我什么？” “我没答应你。我只是听你说别回。” “有区别？” “有。” “那现在结果呢？” 赵瑞龙没说话。 三姐冷笑一声：“你主动问他想要什么，他没报价，先问谁怕他。满意了？” “我总不能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你知道了？” “至少知道他不是只要钱。” “这件事一开始就不该由你去验证。” 赵瑞龙站到窗边。 “那由谁验证？国内现在重新查赵时代的东西，丁义珍在外面想开口，我们就全当没看见？” “谁告诉你在重新查赵时代？” “你真信秦远山上国资委、纪委看历史项目、大风厂又翻旧账，全是各查各的？” 三姐沉默片刻：“你又把所有事串成一条线了。” “难道不是？” “不是所有同时发生的事都冲你来。” “等真冲过来就晚了。” 三姐没有继续劝他讲道理。 “停。” “什么？” “丁义珍这条，停。别再找第二次。” “如果他主动找呢？” “让中间人把原话留着，不承诺，不转钱，不替家里认任何旧账。你自己也别给条件。” 赵瑞龙笑：“你现在说得像律师。” “因为你已经开始像当事人。” 这句话让他脸色彻底难看。 电话挂断前，三姐又说了一句：“爸还不知道。我先不说。你别让我第二次替你瞒。” 赵瑞龙没有答应。 她也没再逼。 国内正式回复送出去以后，丁义珍没有马上补第二份材料。 追逃工作口等了一个星期。 什么都没有。 田国富先沉不住。 “他问完程序就没了？” 工作人员说：“目前没有新的正式来函。” “律师也没反馈？” “没有。” “是不是我们回得太硬？” 这句话不是问法律。 季昌明听出来了。 “如果你说的是没给他保证，那只能这么回。” 田国富皱眉：“没人让你违法保证。我说的是沟通。” 季昌明说：“律师来问法律，我们回法律。他真想谈事实，会继续谈。” 沙瑞金没有让人主动去催丁义珍。 “越催，越像我们急着要他开口。” 田国富说：“我们本来就需要他开口。” “需要和急，不是一回事。” 这场小分歧没有扩大。 真正的新东西来自旧材料。 追逃工作口按沙瑞金要求，把丁义珍过去经手的项目先按可核事实重新排。省检需要配合整理过去已经进入卷宗的会议纪要、项目接待记录和企业材料。 侯亮平拿到新任务以前，先看见了追逃工作口那份身份更正说明。 “活口断了”这四个字，他当年自己也用过。现在同一个人重新被确认活着，侯亮平第一反应不是尴尬，而是那条被迫降温的线又有了当面核实的可能。 可身份翻回来，不等于他过去所有判断一起翻回来，更不等于权限会跟着回来。 季昌明没有让侯亮平领组。 他只是把侯放进四个人的材料核对小组。 任务单比大风厂那张还短： “仅对既有丁义珍相关材料作来源、时间、可核性分类，不开展独立外围调查。” 侯亮平拿到以后问：“为什么找我？” 分管领导说：“你最近材料分类做得还可以。” “就因为这个？” “你还想听什么？” 侯亮平没说话。 “还有，你以前看过一部分赵家和山水外围材料，知道哪些东西看着很热闹其实不能直接用。” 这句评价让侯亮平脸色复杂了一下。 “我以前那些东西也不是全不能用。” “所以这次让你看材料，不让你讲历史功过。” 小组第一天就碰到一条很容易写满的东西。 一份项目接待记录里，丁义珍曾在一个重点项目正式上会前两天参加过一场非正式小范围会面。登记里有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还有一个跟赵瑞龙长期有生意往来的人。 年轻检察官看到以后说：“这不就是提前协调？” 侯亮平问：“协调什么？” “项目。” “记录里写了吗？” “没有。” “那先写人到了。” “可这个时间点——” “时间点值得核，不等于内容已经知道。” 侯亮平把材料分到“可独立核实”的一栏。 第二天，公安补来一份当年会所停车登记。 两个人确实都在。 又一份企业差旅记录也能对上时间。 会面发生过，越来越难否认。 会面谈了什么，仍然不知道。 侯亮平的阶段意见只写： “现有材料可相互印证相关人员在项目正式上会前存在非公开接触。接触内容、是否涉及行政协调及商业利益安排，现阶段无直接材料证明，建议结合项目审批、资金与企业受益情况继续核实。” 分管领导看完问：“这次不写赵瑞龙？” “材料里没他本人。” “跟他长期做生意的人在。” “那就写这个人。” “你这次倒压得住。” 侯亮平看了一眼任务单上那句“不开展独立外围调查”。 “我再把没证据的也写进去，下一张任务单还是这几个字。” 分管领导看他：“所以现在学乖了？” “我只是学会先把能证明的写牢。”侯亮平把笔盖扣上，“该不该往前查，我没改主意。” 分管领导没有接着教育。 “意见留下。” 同一天，丁义珍的律师第二次发来正式询问。 没有提交完整说明。 只问了一件很具体的事： “国内有关机关是否已掌握某重点项目上会前存在非公开接触的正式记录。” 工作人员看到以后，第一反应就是抬头。 这不是问法律程序。 是在测试国内到底知道多少。 材料很快送到沙瑞金那里。 田国富看完：“他手里果然有东西。” 季昌明说：“也可能他只是记得自己参加过。” “能准确问到上会前两天，不是随便记。” 侯亮平不在这个会里。 祁同伟在。 他翻完律师原文，说：“先别回答我们掌握到哪一步。” 田国富问：“那怎么回？” “问他为什么问，愿意说明什么。” 季昌明点头：“可以。不能把调查底牌直接报给他。” 高育良问：“项目本身核到哪？” 工作人员把目前能固定的三点讲完。 高育良没有评价谁有问题，只问：“这个项目最后谁受益最大？” “当年有一家民营企业拿到后续配套开发和部分供应合同。股权后来转过几次，现在关系还在核。” 田国富说：“这就该往人上查了。” “当然查。”高育良说，“查股权、资金和具体接触。别因为现在出现一个跟赵瑞龙做过生意的人，就把所有赵时代项目都套同一个解释。” 沙瑞金看着他：“你现在对这条特别敏感。” “因为这种标签最好用。” 沙瑞金没有否认。 最终回复没有告诉丁义珍国内掌握了什么，只请他如愿依法说明，可以通过律师提交具体事实、时间、人员和自己亲历范围；对非亲历内容要注明来源。 文件发出去以后，丁义珍只回了四个字： “我再考虑。” 赵瑞龙是在两天后，从一家跟自己有投资关系的企业法务那里知道，汉东有人在调一项多年前项目的历史合同。 法务只问他一件事：“以前您这边有没有保留跟那个项目合作方的股权退出材料？对方现在在做历史核验，我们怕版本对不上。” 赵瑞龙没有问是谁在查。 “公司有的按公司留档给。” “需要先统一口径吗？” “不需要。” 法务挂断电话以后，他坐在办公室里，一直到天黑都没再拨那个境外中间人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