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他作报告换了新内容：什么改革开放，什么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至于其中的含义是什么村长也没举例解释过，也没有哪个村民找着村长寻根刨底。

至于看纸种田人除了村长看报再没见过谁拿张报纸在手里，要是有谁拿张报纸在手里看的话，会受到见者的鄙视。

人们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区分很分明，书生看书看报写文章是理所当然的傻农只管在田地里出劲，如果哪个泥巴腿子说话文绉绉，扮假斯文就要遭人嗤之以鼻。

村里的王向习刚当村会计的那阵子，改穿对襟大便褂为左上带荷包的学生上衣，而且上荷包里挂支笔。

挂支笔就像挂块牌，标志着自己是文化人，从农民阵营中脱离出来了，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自尊心，人们都说他假马，说他洋不洋，土不土。

这时就有人作打油歌子唱：“埂下五队王向习，假嘎马嘎挂支笔，认不得字当会计，问他上过几年级，羊角尖上的石级，上了一级又一级。”

的确王向习没进过学堂门，由于家里成分不好，破产地主出身。加之父母生他们兄弟姐妹又多又重密，十来张口吃饭全靠着父母两个在队上挣公分养。想想，能养得活吗？

他们家年年是缺粮户，兄妹没有饿死是讨了队上劳力强的余粮户的好。因而也受过不少的骂：“养猪婆、猪崽。”

对一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孩子来说就不谈上学读书了。更何况他这样一个四类分子子弟根本就不具备读书的资格。

他家曾深受过没有文化的苦，社上的记工员很会看人行事，见他家成分不好，又是缺粮户老欺负他们，时常少记他们家的工。

他父亲背着地主名声实则没享过一天地主福，也是扁担倒在地上不知是个一字。明明知道记工员吃了他们的工，自己又不会记工，年长月久到底给吃了多少工哪记得清楚？

后来他父亲想出一个这样记工的法子：出了一个工就捏一个泥巴坨放进床底下的罐里，到了一个月就跟记工员对一次账。

有一次王向习夜里起来小解，到茅房要过几间房，他当时小怕黑于是一泡尿撒进床底下记工的罐里，罐里的泥坨成了一罐糊浆。

第二天，他父亲发现了这件事当即气坏了，满屋堂追着他打。

他妈妈气得大骂：“这短阳寿的，做这样的短命事！射血射浓，懒得要死，茅房都上不得！我们天晴下雨在外面驼背弓弓地担担挖挖，流血流汗地挣的劳动日挣的工分就给你一泡脓毁了。再让你筑蚊烟骂人的话，意思是吃饭、吃吃死！”

从这时起他就渴望着学文化，他的理想也不是很大，就是希望长大后当一个记工员。像他那样的出身那样的家庭哪有他上学的机会。

后来他稍大些赶上政府搞扫盲就上了几天夜校，他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学知识学文化，夜校的学员没有人赶得上他比得过他。

之后政策变了，地主的帽子摘了，他就在村里干点事，再后来给他干上了会计这个职务。

不过王向习不在乎村民的态度，你们勤快说把嘴说了缺到耳朵上才好。

可以说书籍、报纸在这里没有什么市场，两百来户的村仅订了一份湖北日报。因外出的人少，读书的人少，需要邮寄的刊物、书信自然就少。

邮递员一个月内来打个转身算是瞧得起了。所以看到的报纸都是馊包子。

公家的报纸都送往村长家，这一点村民们没有异议并表示理解，当一村之长他不捞只蚊子也该捞只跳蚤。一点好处都不得，那他的腿岂不是白跑了吗？

再说自己斗大的字也认不出一箩筐，去争张报纸来做啥？只是到了过年节时觉得用报纸包糖果、礼品比用草皮纸包体面，才向村长家讨上几张。

颜永农想到了有见识人的话，通过与小孩多日来的接触，觉得这孩子言行举止很有教养，见识比农村孩子广，更加肯定这孩子是城里人。

他的父母是文化人，必定知道在电台、报纸上登个寻人启示的，于是颜永农这天夜里顾不上一天的疲劳到村长家叫门，把村长家里近一个月来的报纸都翻出来一张张地过过细细地查看，结果他这一夜的休息时间白白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