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后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其中半个月我都在努力的找工作，也面试了几家，可惜都不尽人意，后来干脆又不找了，整天在广州闲逛。

广州人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街坊邻居聚在一起喝个早茶，聊聊天，打打麻将，一上午就过去了。下午小憩一会儿，到公园走走，下下棋，一天就过去了。

广州的山也不算高，有名的白云山也是低矮低矮的，与其说是山，倒不如说土堆成的一座巨大陵园，山势平稳，很有特色。

方庸学校里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他参加了不少社团，生活比总统还忙，虽然仍坚持每天五点前回家，但带来了不少麻烦。

比如说社团里一些要讨论的活动，白天开不了会的，通通给他叫到家里来，弄得我很不自在。

按理说我比他们大，阅历也比他们丰富，俗话说就是比他们老成，不管怎么样，最起码他们来我家就得尊重我才对。然而，一回生两回熟，这群小学生简直就像把这儿当做自己家一样，进门连鞋也不换，冰箱随便开，零食随便拿，吃完到处扔！弄得家里乌烟瘴气的一团糟，也不打扫就走了！

我心里庆幸当初没有把所有房间的钥匙给方庸，否则的话现在我哪儿就成了旅馆了。

现在只要他带人回家，没过12点我是不回去的。我本就是喜爱安静的人，家里整天开着宴会，闹哄哄的不成家，还不如在外面溜达。

说来也巧，我每次夜晚在外面溜达，总能遇到喝我酒的那个鬼，渐渐的也熟悉起来，知道他叫郑修庆。

他生活在光绪帝年间，清末的时候还中过秀才，可惜那时候封建制度已经逐渐瓦解了，当官还不如经商，他没钱留洋，后来还染上赌博吸大麻，最后郁郁自了。

在他那个时代，百无一用是书生，许多人走上了和他一样的道路，为此他还颇感自豪，觉得自己至少有勇气终结自己的生命。

我跟他话不投机，喝酒倒是很喝得来，他喜欢讲清末的历史，喜欢批判历史，他唯一没想到的是最后竟然是共党得道。

我们总是坐在珠江边喝啤酒，珠江两岸经常坐着许多看夜景的人，也有不少人傍晚吃完出来散步的，旁人看来我也许是个疯子，买了一堆酒，总是一开开两支，一支自己喝，一支倒进水里……

方庸每次见我三更半夜一身酒气的回家，气得脸都黑，像个娘们一样，理都不理我就回房睡觉。我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因为我对他说，要么叫你朋友来的时候规规矩矩的，要么叫他们滚蛋！他觉得我不可理喻，我觉得他太过任性。

我是来这里生活的，就算是给他当保姆的，也不是给他们一群人做老妈子的。

方庸拗不过我，居然打电话给我老爸，老头子听到我在广州的糜烂生活，气得连话也不愿跟我说了。

僵持了两个星期，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发现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侄子怒形于色坐在沙发上。

我心情好，尤其是看到干干净净的屋子，就跑过去抱他说：“看这脸黑的，笑一个呗～”

方庸一把推开我，我又厚着脸皮粘上去，此时我神志已经不怎么清楚了，只记得自己是八爪鱼，有八条软绵绵的触手……

第二天看到方庸的时候老脸一红，他也不跟我说话，闷闷不乐的去上课。

我在阳台上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昨夜的记忆倏地跑了出来，虽然记不太清，但是昨夜我似乎暴打了他一顿……

为了赎罪我特意到他学校门口去等他，他们学校挺大的，是新建的楼房，白色的墙瓦仰之弥高，一条宽大的水泥路直通校门，路的两旁每各一米种着一棵参天榕树，一些小贩将摊位摆在路边，有卖水果的，卖板栗的，卖手抓饼的……应有尽有。

我买了一袋板栗，靠着一棵树等他出来，我是算准了时间，还是吃了两袋板栗才看到他。

方庸跟一个比他还要高的高个子男生走在一起，那个人我从没见过，身材高大，皮肤晒得黝黑，浑身散发一股能干的帅气。

我快速的将板栗扔进垃圾桶，擦了擦嘴，向他们招手。方庸这个臭小子还在生我的气，故意当做没看见，我只好灰溜溜的自己跑过去打招呼。

寒暄过后才知道，小黑哥原来是他们篮球队的队长，球打得比我们家小侄子还要厉害，人也很好，总是笑眯眯的。

我本想请他到家里吃饭，不过人家只是要到外面小卖部买点东西，于是我们另外约定了时间。到了路口我们就分开走了，小黑哥要去了小卖部，我们拐进榕林里回家的路上。

“你不是不喜欢别人来我们家吗？”一剩下我们俩，方庸就酸溜溜地说。

“是啊，但是小黑哥例外。”我笑道：“谁叫他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