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X年，我二（戴望舒）

这幢房子是一个德国人的，德国人回国公干去，就让马尔蒂管着。马尔蒂住在一楼，同一楼层住着一位英国爵士，叫巴尔伏。这才真是个老头，一个绅士派头实足的老头。那天，他在花园里摆弄着花，象个园丁那样，还围着围裙。可是他那严肃里透出一丝微笑的眼神自有一种身份的庄严。他透出微笑，自然不是因为我，我看到他是怎么看着朵朵，又是怎么看着丽娟的。这种庄严里微笑出来的眼神好象在提醒我什么。很久以后我才想到，原来我身边走着的坐着的跳着的睡着的是一种可以让许多人尤其是许多男人透露出微笑的生物，中国古话俗称尤物。可惜我后来才想到，很久以后，以后得太晚了的时候。

当时马尔蒂就说，几个月后，她要回法国去了，她邀请我们住进来，还说只收我们一个象征性的租金。我看到四只眼睛都在放光，朵朵的和丽娟的，各两只，所以我的两只眼睛便也放出光来，我说：那太好了，梅西！梅西是法语谢谢的意思。跟后世那个足球明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真的没多久，马尔蒂就回法国去了，我们就真的住进了这个林泉居。

所谓忘乎所以，说的就是我。我几乎忘了我到香港去时的初衷。我的初衷是，在香港安顿好妻女，然后回到内地去，象大家一样，象许多人一样，去抗日。虽然到哪里去并没有想好，但是去是想好的。

真正打消我初衷的，是一个叫胡好的年轻人。这就说到我到香港后遇到的两个方面的好运气的第二个方面了，就是工作方面的运气。用现在的话说，胡好应该算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至少是媒（体）二代。他是《星岛日报》的少年老板，年轻，却充满了活力，不仅有活力，而且谦恭有礼。

也是在维多利亚咖啡馆，他请我喝咖啡吃蛋糕，同时请我到他那里去掌管文艺副刊《星座》。在他一大堆的恭维（大诗人，最大的诗人，诗坛盟主等等）之后，我说：我知道你们报纸的，我太太的哥哥就在你那里做事。他说：你太太，怕冻（他也说怕冻，多半是受了我的感染），你太太的哥哥叫什么？我说：穆时英。他一拍手，说：我说呢！怕冻，其实就是时英兄推荐我找你的，不过我还不知道你们是亲戚。时英兄管着我们的时事栏。

他一开始就称我为“你”。其实并非仅仅是为了套近乎，实际上，在整个南方，都没有“您”这个称呼。在上海，所有的“你”都是“侬”，就跟英语里所有的“你”都是“油”一样。我喜欢这样，因为我就是南方人，不喜欢见到一个人还要想用什么称呼更好，更不喜欢人家用您称我。总觉得把我叫老了。

我当时就说了一堆办副刊的想法，我说一条他说一句好，最后总结性地说全部照办，还说这个副刊就是你的，你想办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他请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也就是那年的8月1日。

其实在这之前，我刚跟艾青一起推出了名为《顶点》的诗刊。去了《星岛日报》，我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参与《顶点》的工作了。那时候，艾青也是成了大诗人的，在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之后，那时发表的短诗《我爱这土地》最负盛名。我跟艾青说：你那两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两句诗太精彩太经典了。艾青说：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诗是你还没有发表的那一首。我哈哈了一下。然后我说，是的，我已经抛弃了雨巷了，我会写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诗的。艾青说：我不是这个意思。《雨巷》你是抛弃不了的，它已经刻在你骨头里了，也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了。我也不是讽刺你。我知道，以我认识的戴望舒，还会写出更精彩，至少同样精彩的诗来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谢谢你的勉励。我心里在哈哈着了。我心里想，这个人好不会说话。用后世的话说，这叫毫无情商可言。哈哈。

到香港不到三个月，脚还没有走热（我不喜欢屁股坐没坐热的说法，那有点俗。其实跟屁股有关的或者围绕着屁股的话我都不愿意直白地说出来，比如排泄，我就说上所，我发明的，厕所的所，分小所和大所。有人说我长得五大三粗，象李逵。其实我的心里细致得很呢。我管这个细致叫教养，或者文明），脚还没有走热，我就有了工作了，而且是不错的工作。最吸引我的是胡小老板说的那句话：我想办成什么样就办成什么样。

我跟胡好说的副刊方案，重点是抗战文艺。胡好当时就说好，应该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真的是这么去做的，我真的想把《星座》副刊办成抗战的一个文艺据点，把全国一大批作家团结在抗战事业的周围。胡好看好我还真的是有道理有眼光的，我的名气还真的是有不小的号召力。有不少着名作家和诗人投稿给我，比如郁达夫、徐迟、萧乾、沈从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萧红。

可惜的是这些事情做得并不是那么顺畅。岂止是不顺畅。简直是难得很。那时美国还没有对日本宣战，英国与日本还是友邦，害怕得罪了日本人，给日本人打到香港来一个理由，港英当局严格控制中国人的抗日言行，专门成立了特别检查组，不定期给各报编辑下文。好几次，还要我们修改，并发表修正声明。我没有理他们。于是，我受到香港警察署的传唤。那洋警长还对我发出了口头警告。回到报社，我对同仁们说：现在还没有亡国，就尝到了亡国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国奴，这寄人篱下的生活，还怎么过？没想到，我这番牢骚后来帮到了我。在一些人污蔑我投敌的时候，有同仁站出来复述了我的议论。

年底，我收到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重庆发来的信，邀请我参加该协会香港分会的筹备工作。楼适夷也为此专程来了香港，找我谈了几次。只是分会成立时，当局提出异议，分会不得不改名为留港会员通讯处，连全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都没有放在牌子上。分会选出理事会九名干事，即理事，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八位是许地山、楼适夷、欧阳予倩、叶灵凤、刘思慕、蔡楚生、陈衡哲、陆丹林。我和叶君健担任分会研究部西洋文学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