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听医生的话，住院观察几天吧。我正好暂时没有什么事可做，感觉自己的状态需要调整一下，就陪着她在县医院的心内科住了院。

很奇怪，呆在家里的时候，我的母亲总是翻来覆去地痛诉自己各种毛病，为此她焦虑得长期失眠。一旦真住院了，她立即就声称自己每天都在变得“好转”。实际上，这几天来，除了常规的检查，医生并没有对她用什么治疗手段。只是观察，并不是治疗。她就自信地觉得“县院医生的手段真的很高明”，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

她的确是病了，是心病，另一种意义上的“心病”：并不是她对自己的健康有什么担忧，而是对我的状态有担忧。

这点我心知肚明，目前，确实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所在的报社一直走的是市场化路线，我也是企业身份。受互联网冲击，最近这十年里，业务量一直在下滑，最终撑不下去，关停了。因这份记者工作的起起伏伏，我度过了职业生涯最难捱的时光。结果是难捱之后，不仅没有等来雨过天晴风雨彩虹，最终却是彻底断了希望。

我失业了，收入暂时中断，还要靠我母亲的接济才能度过这场中年危机。她是一个退了休的乡村教师，一直在本县北部的乡村任教。工作时很辛苦，但是退休了，生活保障方面倒比我这中年人更可靠。

在家的时候，母亲对她的病情充满了焦虑，然而住院后，她反倒是轻松了。甚至不爱长时间呆在病房里，每天定时起床，去医院的花园里溜达。

我陪着床，无所事事，终日刷手机打发时间。医生护士来查房，什么话都冲着我来问，好似我是一个病人，而我母亲则是陪护家属。

疫情过后，我总是觉得自己无端地疲惫，总是要昏昏欲睡。久而久之，我感到自己真的需要医院，需要在病床上休息。这使得陪护时段内，我卧在我母亲病床上刷手机的时间，竟比她还要长。

常有实习的护士跑进来核查，把我当成了病人。得知我的身份后，她们总会一脸严肃地提醒我：“陪护病人的家属，不得长时间躺在病人的床上。”

我则毫不客气地反唇相告：“我们可是付了住院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