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站前的周三,徐朗在慕尼黑机场转机时接到了许家辉的电话。
“朗哥,那个内鬼,我大概锁定了。”
徐朗本来在喝咖啡,听到这话,把杯子放下了。
“谁?”
“你的首席工程师,佩拉。”
徐朗没说话。他盯着候机厅玻璃窗外一架正在滑行的汉莎客机,尾翼上的蓝色Logo在午后的阳光里晃了一下。
“你确定?”
“百分之九十五。”许家辉说,“我交叉比对了红牛内部系统的访问日志和汉斯那边的通信记录。过去六个月里,有四条关键线索指向佩拉——他用管理员权限在深夜打开了ECU标定文件的访问通道,时间跟汉斯远程连接的时间高度吻合。而且,他登录的地点是米兰的一家医院。”
“医院?”
“对。米兰圣拉斐尔医院。我查了一下,佩拉的妻子玛蒂娜,去年年底被诊断出肾衰竭晚期,目前在等待器官移植名单上。欧洲的公立医疗系统排队周期平均三到五年,但她等不了那么久。私立移植的费用,大概在二十万到三十万欧元之间,还不算术后的抗排斥药物。”
徐朗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
想起了佩拉在雪邦那个早晨,递给他那块平板时手指微微发抖的样子。想起了佩拉在摩纳哥赛后欲言又止的表情。想起了佩拉在西班牙站前,主动提出要加班检查ECU数据的“热心”。
那些细节,单独看都不起眼。但串在一起,就像一条被忽略的暗线,突然在灯光下显现了出来。
“他收了多少钱?”徐朗问。
“目前查到的,有三笔匿名加密货币转账,总计十八万欧元,都是从那个新加坡博彩集团的关联钱包发出的。时间点分别在去年十二月、今年二月和摩纳哥站之后。”
徐朗沉默了很久。
“朗哥?”许家辉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你还好吗?”
“我没事。”徐朗说,“证据打包好发给我。”
“好。”
挂了电话,徐朗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看着窗外的停机坪发了好一会儿呆。
佩拉。
他跟佩拉合作了三年。从雷诺时代末期到红牛崛起,佩拉是他最信任的工程师之一。那个意大利人话不多,但干活细致,每次调校都做到极致。徐朗记得有一次在铃鹿,佩拉为了找到一个悬挂设定的最优解,在维修区里熬了整整一通宵,第二天早上眼睛通红地递给徐朗一张手写的调校单。
那时候徐朗说:“你去睡会儿,别猝死了。”
佩拉笑着摇头:“等你拿了冠军我再睡。”
那天徐朗拿了冠军。佩拉在领奖台下面鼓掌,笑得比谁都开心。
可现在,同样是这个人,在他的车里种下了脏代码。
徐朗不是不能理解佩拉的处境。妻子重病,急需用钱,欧洲的医疗系统再完善也架不住黑市器官的天价。人在绝望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理解归理解。
但不代表能原谅。
徐朗掏出手机,翻到佩拉的号码。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拨出去。
他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而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了。
土耳其站,伊斯坦布尔公园赛道。
周四傍晚,徐朗比往常提前到了维修区。他让其他人都去休息,只留下佩拉一个人,说要最后确认一遍底盘传感器的校准数据。
佩拉没有起疑。
维修区里很安静,其他车队的工位大多已经收工了。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声,空气里弥漫着轮胎和刹车粉尘的气味。RB6静静地停在工位上,车身在灯光下反射出深蓝色的光泽。
徐朗靠在工具箱旁边,看着佩拉蹲在车前,手里拿着一块平板,正在逐项核对传感器数据。
“佩拉。”徐朗突然开口。
“嗯?”佩拉头也没抬。
“玛蒂娜最近怎么样?”
佩拉的手指停住了。
他维持着那个姿势,大概有两三秒钟没动。然后他慢慢抬起头,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警觉。
“她……还好。”佩拉说,声音有些不自然,“你怎么突然问起她?”
“没什么。”徐朗的语气很平静,“就是听说她在圣拉斐尔医院住院,想关心一下。”
空气凝固了。
佩拉的脸在一瞬间失去了血色。他看着徐朗,嘴唇微微张开,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徐朗没有移开目光。他就那样看着佩拉,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指责,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
“十八万欧元。”徐朗轻声说,“够吗?”
佩拉手里的平板滑落在地上,屏幕摔出了一道裂纹。他没有去捡,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被宣判了死刑的囚犯。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佩拉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今天。”
“那你为什么还要单独见我?”
“因为我想听你亲口说。”徐朗说,“不是听你承认罪行,是想听你说——为什么。”
佩拉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
沉默持续了大概半分钟。然后佩拉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玛蒂娜的病,去年十一月确诊的。医生说,如果不做移植,她最多还能撑一年半。公立医院的等待名单上有一千多人,她排在第三百多位。按照平均速度,她要等至少四年。”
他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
“我没有四年的时间。我们的女儿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