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没有马上接话。他低头看着自己手背上正在愈合的裂口——前两天翻饼的时候被炉膛的边缘烫了一下，现在已经结了痂，一条暗红色的细线横在看手背上。他看了一会儿那道疤，然后说道：“那我晚点把那叠星图，再拍一份更清晰的发给你。”

“麻烦你了，赵老师。”

挂了电话之后，老赵没有立刻站起来。他坐在石墩上，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看着院子里的地面。夕阳的余晖从西边斜斜地照进来，在地上拉出来了一道长长的影子。母亲从屋里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见他坐在那里不动，没有问他怎么了，就又缩回去了。她在厨房里继续忙活，锅铲碰着铁锅的声音传出来，一下一下的，不急不慢。

他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进屋里。他走到窗台前面，打开木盒盖子，把那些星图小心地取出来，摊平在桌面上。他先在桌面上铺了一块干净的布，然后把星图一张一张地放在布上，确保桌面上的任何凸起都不会硌到纸张。

他拿起手机，开始拍照。先拍全景，把一整张星图的布局完整地收进取景框里。然后凑近了拍局部特写，尤其是那些有藏文注释的角落——他把手机举得很稳，屏住呼吸，按下快门，然后检查照片是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就重新拍。拍完一张之后，他用手指轻轻抚平纸面上的褶皱，把纸张摆正，然后再拍下一张。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对待一件随时可能碎裂的东西。

一张一张地拍，拍完了，翻到林研究员的对话框，把照片一张一张发过去。发完了之后，他盯着手机等了一会儿。大约过了五分钟，林研究员回了一条消息：“收到了。非常清晰。谢谢赵老师。”

老赵把手机放在桌上，重新把星图叠好，放回木盒里，盖上盖子。他没有立刻把木盒放回窗台上，而是拿在手里，站了一会儿。他想起林研究员说的那句话——一个东西，在汉地和藏地各长出了一个版本。他不知道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会对那些学者的研究产生多大的影响。但他知道，这叠从拉萨寄来的星图，和那本从巩义墙缝里掏出来的册子，说的是同一件事。它们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画法，不同的方式，记录了同一片天空。

他把木盒端起来，放到了窗台上，煤油灯座的旁边，跟那本从青海来的书靠在了一起。

窗台上现在有了好几样东西。最左边是那盏煤油灯，灯座稳当，玻璃罩透亮。灯座旁边是杨德全的《中国古天文仪器史》，书脊上的字在暮色中依稀可辨。书旁边是那个铜制日晷，铜面泛着暗绿色的光泽，那根细针的影子落在盘面上，指向一个刻度。日晷旁边就是这个木盒子，木头本色，边角磨得光滑。一个从华京出发、在青海落脚的书，和一个从日光城出发、到了巩义的木盒子——它们并排站在窗台上，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同时安静地望向窗外。

他刚把木盒子放好，身后传来脚步声。母亲端着一碗水走过来，放在他手边的桌角上，什么也没说，转身又回厨房了。碗里的水还冒着热气，是刚烧开的水晾了一会儿的温度。老赵看了一眼那碗水，没有端起来喝，只是让它放在那里。

他想了想，还是没有试着去查那个寄件人的信息。快递单上的寄件人的地址上只写了“吐番日光城”，没有具体的街道和门牌号，没有寄件人的姓名和电话。那个人显然是有意为之——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不想被打扰，不想被感谢。他只是想把东西送到该去的地方。人家不留名字，就是不想被打扰。老赵尊重这个选择。

他不知道那个寄件人是谁，是老喇嘛本人，还是某个弟子，或者还是寺里面的一个素未谋面的僧人。但他知道，这个人一定知道那叠星图的来路和去向。他知道这叠星图是从哪里来的，也知道它们应该到哪里去。他把它们包好，写上“烧饼赵”三个字，从日光城寄到了巩义。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什么都没有留下。但他留下了那叠星图，留下了那些细密的墨线和藏文注释，留下了“同源”这两个字的所有证据。

窗外，天已经黑了。月亮还没升起来，但星星已经开始一颗一颗地亮起来。老赵站立在窗户的前面，看着那些星星，又看了看窗台上的那些东西。他不知道那些星图上的藏文注释写的是什么，但他知道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有人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看着同一片天空，然后把看到的东西记了下来。一个人用汉文记，一个人用藏文记。一个人记在宣纸上，一个人记在藏纸上。一个人把纸塞进了墙缝里，一个人把纸放进了木盒子里。几百年后，它们在一间屋子里碰面了，并排站在了同一个窗台上。

他伸手轻轻摸了摸木盒子的盖子，指尖触到木头表面，温润的，像被摩挲过很多年。然后他把手收回来，端起桌上那碗水，喝了一口。水已经不烫了，温的，刚好入口。

他把碗放回桌上，转身走出了房间。

身后，窗台上的那些东西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煤油灯、书、日晷、木盒子——四样东西，来自四个不同的方向，经过了四双不同的手，在四个不同的时间里出发，最终在同一条窗台上停下了脚步。月光从窗外照进来，把它们的身影拉长，投在了墙上，就像是四个站在一起的人，正在等着天亮。

【《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第四卷·星火 第十章 同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