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三楼会议室的空调总带着股没散尽的旧灰尘味，风叶转动时发出“嗡——”的低鸣，把上午十点的阳光切得碎碎的，落在长条会议桌的木纹里。陆夜珩推开门时，苏晚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了，膝头摊着个半旧的牛皮本，指尖捏着支黑色水笔，笔帽在桌面上轻轻磕着，目光落在窗外那排悬铃木的枯枝上——冬天还没走透，树皮裂着深褐色的纹，像谁冻得发僵的手。
“咔嗒”一声，陆夜珩把沉甸甸的证物袋放在桌上，透明袋子里的东西撞出轻响：沾着泥土的男士皮鞋、印着模糊指纹的保温杯、还有几张塑封好的现场照片。苏晚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那些照片上——照片里是城郊废弃工厂的角落，灰扑扑的水泥地上画着白色人形轮廓，旁边散落着半截烟蒂，烟纸上印着“红塔山”的logo，被雨水泡得发皱。
“人到齐了，开始吧。”陆夜珩的声音没什么温度，他拉过会议桌另一头的椅子坐下，顺手把白板拉到自己面前，马克笔“唰”地抽掉笔帽。他穿的还是昨天那件深灰色冲锋衣，袖口沾着点没洗干净的泥点——是昨天在现场蹲了两小时蹭上的。苏晚抬眼扫了他一下，又低下头，笔尖在牛皮本上划了道浅痕，先写下“李建国”三个字——死者的名字，然后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问号。
会议室里静得只剩下空调的嗡鸣和陆夜珩写字的声音。他写字很快，力道重，马克笔在白板上划出清晰的痕迹，先写下“死者：李建国，58岁，退休工人，独居”，然后画了条横线，往下分了三个分支：“现场证据”“社会关系”“时间线”。每写一个词，他都会顿一下，指尖点着白板上的字，像是在跟自己确认。
苏晚没看白板。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叠便签纸，是那种浅黄色的、边缘有些毛糙的款式，撕下来一张，先写了“独居”，想了想，又在旁边加了个括号，里面写“儿子三年没回家”——这是昨天她跟社区居委会大妈聊天时听来的。李建国住在老城区的筒子楼里，对门的张阿姨说，这老爷子平时话不多，但每天早上都会去巷口的早点铺买两根油条，晚上就搬个小马扎在楼下下棋，唯独这半个月，没怎么出门，偶尔撞见，也是低着头，眉头皱得紧紧的，像是有心事。
“现场证据第一条，”陆夜珩的声音打断了苏晚的思路，他指着白板上的字，语气很笃定，“死者身上没有明显外伤，初步尸检报告显示，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但诱因不明——死者生前没有心脏病史。”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保温杯证物袋，对着光看了看，“这个保温杯是在死者手边发现的，里面还有半杯没喝完的菊花茶，送去化验了，暂时没查出问题。”
苏晚把“菊花茶”三个字写在便签上，又撕了一张，写“下棋”，旁边画了个圈——张阿姨说，李建国下棋时脾气挺好，就算输了也不恼，但半个月前跟楼下的老王吵了一架，吵得挺凶，之后就再没下楼下棋了。她把这张便签叠了个小角，跟“独居”那张放在一起，又撕了一张，写“吵架”，后面跟着个问号：跟谁吵？为什么吵？
陆夜珩没注意她的动作。他正俯身对着现场照片，指尖点在那张烟蒂的照片上：“现场发现的烟蒂，DNA比对结果出来了，是死者本人的，但烟蒂只抽了三分之一就掐灭了——不符合死者平时‘烟抽到底’的习惯。”他抬头看了苏晚一眼，见她低着头写东西，没搭话，又转回头，在白板上“现场证据”下面添了一条：“烟蒂：红塔山，抽至1/3掐灭，DNA属死者，疑点：为何未抽完？”
会议室里的尴尬像水汽一样慢慢漫上来。昨天局长把他俩叫到办公室时，说得很明白：“陆队，你查案细，讲究证据链；苏晚，你擅长跟人打交道，能挖着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这案子你俩合作，互补。”可现在，他俩像被无形的线隔开了，一个对着白板钻证据，一个对着便签抠情绪，谁也没跟谁搭话。
苏晚捏着笔，笔尖在“吵架”那两个字上顿了顿。她想起昨天去李建国家里时看到的场景：老房子很小，墙皮有些剥落，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个相框，里面是李建国和一个年轻男人的合影——应该是他儿子，穿着警服，笑得挺灿烂。相框旁边放着个没开封的月饼盒，包装纸上印着去年中秋节的日期，旁边还有个药盒，是降压药，瓶里的药还剩小半瓶，标签上的服药时间停留在三天前。她把“降压药（三天未吃）”写在便签上，又撕了一张，写“儿子（警察，三年未归）”，把这两张跟之前的叠在一起，形成一小摞。
“社会关系方面，”陆夜珩的声音又响起来，他在白板上“社会关系”下面写了“儿子：李磊，28岁，市刑侦支队民警，三年前调至邻市工作，未归”，然后抬头看向苏晚，“你昨天去社区，有没有问到李建国跟李磊的联系情况？”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跟她说话。苏晚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陆夜珩的眼睛很深，带着点红血丝，应该是昨天熬夜看卷宗了。她把手里的便签纸拢了拢，说：“张阿姨说，李建国每个月都会给李磊打两次电话，每次都聊半个多小时，但上个月开始，电话就少了，只打了一次，还没聊五分钟就挂了，挂了之后坐在楼下台阶上叹气，叹得人心慌。”
陆夜珩点点头，在白板上“李磊”后面添了句：“通话频率下降（上月1次，5分钟），原因不明。”他又拿起一份卷宗，翻到某一页，“还有，李建国退休前在纺织厂上班，跟同事关系一般，退休后没怎么联系，除了一个叫王志强的老同事——就是昨天你说的，跟他吵架的那个老王。”
苏晚愣了一下，没想到他居然听进去了自己昨天随口提的话。她把“王志强（老同事，吵架对象）”写在便签上，说：“张阿姨说，吵架那天，她听见老王喊‘你这是要毁了我’，然后李建国就吼了句‘你自己做的事，你心里清楚’，之后就没声了。”
陆夜珩的笔顿了顿，在白板上“王志强”下面画了个星号：“重点排查。王志强的住址找到了吗？”
“找到了，就在李建国楼下三层，”苏晚说，她从牛皮本里翻出一张纸条，上面记着地址和电话，“我本来想今天上午去见他，但局长让先过来碰个头。”
“行，等会儿我们分头去，”陆夜珩说，他在白板上画了条时间线，从“1月15日（最后一次正常下棋）”开始，到“1月20日（与王志强吵架）”，再到“2月5日（最后一次给李磊打电话）”，最后是“2月8日（发现尸体，死亡时间初步判断为2月7日晚8点-10点）”，“你去见王志强，重点问吵架的原因，还有李建国最近的情绪变化；我去趟法医中心，再确认一下死因，顺便看看保温杯的化验结果出来没。”
苏晚点点头，把便签纸都收进牛皮本里，起身时，不小心碰掉了桌角的一支笔。陆夜珩弯腰帮她捡了起来，递过去时，指尖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背——他的指尖很凉，带着点马克笔的油墨味，苏晚像被烫到一样，赶紧接过笔，说了声“谢谢”，又低下头，把牛皮本抱在怀里。
陆夜珩也没多说什么，只是把桌上的证物袋和卷宗整理好，塞进随身的背包里。“走吧，”他说，率先走向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时，又回头看了她一眼，“注意安全，有情况随时打电话。”
苏晚“嗯”了一声，跟在他身后走出会议室。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脚步声，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节奏不太一样——陆夜珩走得快，步幅大，像是在赶时间；苏晚走得稍慢，脚步轻，眼睛时不时扫过走廊墙上贴的警营文化照片。走到楼梯口时，陆夜珩停住了，说：“我走楼梯，你坐电梯？”
“不用，我也走楼梯，”苏晚说，她其实不太喜欢坐电梯，总觉得封闭的空间让人喘不过气。
两人并肩走下楼梯，楼梯间里没有灯，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光线，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台阶上，时而重叠，时而分开。陆夜珩先开了口，声音比在会议室里柔和了点：“你昨天去李建国家里，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比如……他有没有写日记，或者记笔记的习惯？”
苏晚想了想，说：“没看到日记，但他的床头柜里有个小本子，记着每天的开销，比如‘1月10日，买油条2元，降压药35元’，‘1月20日，买烟10元（红塔山）’，但从1月25日之后，就没再记过了。”她顿了顿，补充道，“还有，他的枕头旁边放着个旧收音机，电池没电了，调台旋钮停在本地的戏曲频道——张阿姨说，他以前每天晚上都听戏，最近半个月没听了。”
陆夜珩皱了皱眉，在心里把这些信息记下来：开销记录中断、停止听戏、减少通话、吵架……这些看似零散的点，好像都指向一个方向——李建国在1月20日之后，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让他焦虑、烦躁，甚至连平时的生活习惯都改了。“你见王志强的时候，多留意他的反应，”他说，“如果他说的是假话，眼神和语气肯定会有破绽——你擅长这个。”
苏晚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之前她总觉得，陆夜珩是看不起她这种“靠感觉”查案的方式，觉得不够严谨，不够科学。她抬起头，看向陆夜珩的侧脸——他的侧脸线条很硬朗，下颌线清晰，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一点眉毛。“你也一样，”她说，声音很轻，“法医那边如果有新发现，也记得告诉我。”
陆夜珩“嗯”了一声，走到一楼楼梯口时，推开了门。外面的阳光比会议室里亮多了，晃得人眼睛有点疼。他指了指右边的方向：“我去法医中心，往那边走；你去老城区，往左边。”
“好，”苏晚点点头，正准备转身，又想起什么，从牛皮本里撕了一张便签，写下自己的手机号，递给他，“这是我的号，之前你手机里存的可能是办公室的。”
陆夜珩接过便签，看了一眼，把它折好，塞进冲锋衣的内袋里，然后从背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她：“这是我的，上面有我私人号。”
苏晚接过名片，名片是白色的，很简单，只有名字、职位和两个手机号，一个标注“工作”，一个标注“私人”。她把名片放进牛皮本的夹层里，说：“那我先走了。”
“嗯，”陆夜珩看着她转身，走向左边的路口，身影慢慢融入人流里，才转身走向右边。他摸了摸内袋里的便签纸，指尖能感受到纸上粗糙的纹理，还有苏晚写字时留下的轻微压痕——她的字写得很工整，笔画之间带着点秀气，跟她说话时的语气很像。
苏晚走到公交站时，掏出手机，给社区的张阿姨打了个电话，确认王志强今天在家。电话里，张阿姨又絮絮叨叨地说了些李建国的事：“苏警官啊，你说老李这人，多好啊，怎么就走了呢？前几天我还看见他在楼下浇花，那盆月季还是他去年从老家带来的，长得可好了……”
苏晚耐心地听着，时不时应一声，手指在牛皮本上记着：“1月28日，浇月季（张阿姨目击）”。挂了电话，公交车刚好来了，她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拿出牛皮本，把刚才记的内容补充到便签上，然后把所有关于李建国的便签都摊开在腿上——一共七张，分别写着“独居”“儿子（警察，三年未归）”“吵架（王志强，1月20日，‘毁了我’‘自己做的事’）”“降压药（三天未吃，最后服药2月5日）”“开销记录中断（1月25日后）”“停止听戏（1月20日后）”“浇月季（1月28日，张阿姨目击）”。
她看着这些便签，试图把它们串起来。1月20日，李建国跟王志强吵架，之后开始变得反常：不再听戏，不再记录开销，减少跟儿子的联系；1月28日，他还在浇花，说明那时候情绪可能稍微缓和了点；2月5日，他最后一次吃降压药，之后就没再吃了；2月7日晚，他在废弃工厂突发心梗去世，手边放着没喝完的菊花茶，还有半截没抽完的烟。